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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主义哲学。
由于实证主义哲学拒绝哲学形而上学存在的必要，割裂了科学和价值的内在联系，从而社会发展的逻辑被归结为技术进步的逻辑，导致了唯科学主义的科学拜物教得以盛行。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批判实证主义哲学，一方面是他们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科学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统治工具的观点；另一方面在于实证主义哲学虽然标榜“价值中立”
，但是实证主义哲学以及唯科学主义思潮事实上预设了前提，即否定人类对终极价值的思考和追求，并把人类和自然对立起来，自然被看作是服务于人类需要的工具和客体。
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证主义哲学是内涵价值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批判实证主义哲学所谓的“价值中立”
论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从追求利润这一目的出发，总是倾向于引导人们走向非理性的消费和追求无止境的物欲的做法。
同时，启蒙理性割裂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关联，所形成的价值观和技术观也必然使人性物化，因为近代科学以“人之外的自然物和人身自然物性为对象，以主、客二分的机械决定论为世界观，以分析还原（结构论）、观察实验（实证论）和形式化逻辑理性（公理系统论）为方法论，在对世界愈来愈小的局部的孤立性认知上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以此为基础的技术也只能用来‘物化’一切客体，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无限物欲’为出发点、目的和实际结果，通过征服、改造和掠夺自然创造了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
[63]。
以这种人性为基础的技术只能使自然沦为满足人的非理性需要的对象，技术也必然异化为控制自然，进而控制人的工具，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应当重建科技的伦理基础，以克服技术的异化，也就是要如何处理好“科技和人性的关系”
问题。
要处理好“科技和人性的关系”
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在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上，应当把“控制自然”
理解为“对人的非理性的需要和欲望的控制”
，并以此作为技术的伦理基础，来克服技术的异化。
应该说，他们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克服忽视科技运用过程中的经济主义和享乐主义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重建科技伦理的关键实际上在于重建科技的哲学基础，即克服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状态，运用哲学价值理性的批判功能来克服近代以来将物质生活和感官享乐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价值观，恢复人的尊严，从而也恢复人对自然的敬畏以及自然的尊严。
[1]［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等译，4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32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郇庆治：《绿色乌托邦：生态主义的社会哲学》，40页，济南，泰山出版社，1998。
[4]［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2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5]［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4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梅俊杰译，32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9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8]［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等译，9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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