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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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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当如何对待“人类中心论”
和“生态中心主义”
的生态价值观的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代表人物是福斯特、佩珀、格伦德曼等人；另一种是主张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代表人物是本顿、科威尔、索普、埃克斯利等人。
对此，本顿的追随者、澳大利亚哲学家罗宾·埃克斯利明确把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为“正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和“人道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不能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只有把生态中心主义同社会主义结合，生态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提出一种针对生态危机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的最近努力，也许可按照‘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大体上各自按照‘青年的’和‘成熟的’马克思的著作来论述）之间的简单划分而分成两股支流。
人道主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推出一种在生态上更敏锐的针对环境危机的回应，这种回应极力想调和人类王国和非人类王国之间的关系。
而正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直气壮地坚持人类中心主义（aric），并批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唯心主义者、唯意志论者，最终是‘非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从生态中心主义的角度可以证明，这两股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支流都无批判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历史观以及他的独特的造物主之类的人类概念，并因此使得工具主义的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看待非人世界的方式永久化。”
[19]因此，在生态价值观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论的价值观两种主张。
佩珀、福斯特和格伦德曼等人在批判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的同时，指出现代人类中心论者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不是真正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以此为基础，他们阐发了一种基于穷人基本需要和真正集体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对于生态中心主义者所宣扬的“自然价值论”
和“自然权利论”
，佩珀指出他们这种看法是诉之于直觉和人们道德境界的提高展开论证，必然导致相对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结局，缺乏普遍有效性和必然性。
不仅如此，按照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必然会导致生物道德和自然的神秘化的结果。
他进一步批评了现代人类中心论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与资本和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古典经济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真正为了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是服从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佩珀由此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重新作出界定，他的重新界定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存在两个原则性的区别。
其一，它是建立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新的制度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它“是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短期的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
因而，它将致力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既是由于现实的物质原因，也是因为它希望用非物质的方式评价自然”
[20]。
其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一种以追求利润和人的物欲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因为它所追求的生产应当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特别是以满足穷人的基本需要为本。
“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
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
[21]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他们既不反对经济增长，也不排斥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因为在他们所说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和技术发展完全可以与生态之间保持和谐。
格伦德曼则是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支配自然”
的观念来重新阐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
格伦德曼明确肯定马克思秉承的是“支配自然”
的思想，但马克思所主张的“支配自然”
的思想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即他所主张的“支配自然”
的观念超越了那种“不是人类支配自然，就是自然支配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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