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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
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谓的挣扎。
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是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
本来从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两千年的工夫也够长的了，可能的调子都已唱完了。
到此，中国文学史可能不必再写，假如不是两种外来的文艺形式——小说与戏剧，早在旁边静候着，准备届时上前来“接力”
。
是的，中国文学史的路线，南宋起便转向了，从此以后是小说、戏剧的时代。
故事与雏形的歌舞剧，以前在中国本土不是没有，但从未发展成为文学的部门。
对于讲故事、听故事，我们似乎一向就不大热心。
不是教诲的寓言，就是纪实的历史，我们从未养成单纯地为故事而讲故事、听故事的兴趣。
我们至少可说，是那充满故事兴味的佛典之翻译与宣讲，唤醒了本土的故事兴趣的萌芽，使它与那较进步的外来形式相结合，而产生了我们的小说与戏剧。
故事本是民间的产物，不用讳言，它的本质是低级的。
（便在小说、戏剧里，过多的故事成分不也当悬为戒条吗？）正如，从故事发展出来的小说、戏剧，其本质是平民的，诗的本质是贵族的。
要晓得它们之间距离很大，而距离是会孕育恨的。
所以我们的文学传统既是诗，就不但是非小说、戏剧的；而且推到极端，可能还是反小说、戏剧的。
若非宗教势力带进来那点新鲜刺激，而且自己的歌实在也唱到无可再唱的了，我们可能还会继续产生些《韩非》《说储》，或《燕丹子》一类的故事，和《九歌》一类的雏形歌舞剧——但是，元剧和章回小说决不会有。
然而本土形式的花开到极盛，必归于衰谢——那是一切生命的规律；而两个文化波轮由扩大而接触而交织，以致新的异国形式必然要闯进来——也是早经历史命运注定了的。
异国形式也许早就来到了，早到起码是汉朝佛教初输入的时候。
你可以在几百年中不注意它，等到注意了之后，还可以延宕，踌躇个又一度几百年——直到最后，万不得已的，这才死心塌地，接受了吧！
但那只是迟早问题。
反正自己的花无法再开，那命数你得承认。
新的种子从外面来到，给你一个再生的机会，那是你的福分。
你有勇气接受它，是你的聪明；肯细心培植它，是有出息；结果居然开出很不寒伧的花朵来，更足以使你自豪！
第一度外来影响刚刚扎根，现在又来了第二度的。
第一度佛教带来的印度影响是小说、戏剧，第二度基督教带来的欧洲影响又是小说、戏剧（小说、戏剧是欧洲文学的主干，至少是特色）——你说这是碰巧吗？
不然。
欧洲文化——正如它的鼻祖希腊文化一样，和印度文化，往大处看，还不是一家？这样说来，在这两度异乡文化东渐的阵容中，印度不过是欧洲的头，欧洲是印度的尾而已。
就文化接触的全盘局势来看，头已进来，尾的迟早必需来到，应该也是早已料到的事。
第一度外来影响，已经由扎根而开花了，但还不算开到最茂盛的地步；而本土的旧形式，自从枯萎后，还不见再荣的迹象，也实在没有再荣的理由。
现在第二度外来影响，又与第一度同一种类，毫无问题，未来的中国文学还要继续那些伟大的元明清人的方向，在小说、戏剧的园地上发展。
待写的一页文学史，必然又是一段小说、戏剧史；而且较向前的一段，更为热闹，更为充实。
但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
你说，旧诗的生命诚然早已结束，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作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放弃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作起。
但那差不多等于说，要把诗作得不像诗了。
也对。
说得更明确点，不像诗，而像小说、戏剧，至少让它多像点小说、戏剧，少像点诗。
太多“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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