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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人的发现与甲骨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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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董作宾在安阳发掘工地，脚下是“杀人殉葬坑”
现场（台湾“中研院”
史语所提供）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长达一个世纪里，甲骨文出土约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
1937年之前，甲骨文的出土地只限于小屯、侯家庄南地、后岗三处。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甲骨文出土的地点不断扩大，除上述3个地点外，在四盘磨、薛家庄南地、花园庄东地、花园庄南地、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白家坟东地、刘家庄北地等8个地点都出土了刻辞甲骨。
已被学术界广泛所知的是，殷墟的发掘，肇始于对甲骨文的辨识和释读，而自殷墟科学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事实上，早在殷墟发掘之初，董作宾就开始了对甲骨文的系统研究，并不断地推出研究成果。
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做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在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连坑”
内出土了“大龟四版”
。
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的材料进行了长时间的细心研究，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论文《大龟四版考释》，从而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
董作宾指出，甲骨文在200余年间，“经过了七世十一王，这七世十一王的卜辞，必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断代的工作，也就应运而生。
倘若能把每一时代的卜辞，还他个原有的时代，那么，卜辞的价值便更要增高，由笼统的殷人两百年间的卜辞一跃而为某一帝王时代的直接史料了”
。
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他进而提出了甲骨文断代的8项标准：“断代之法，应从各方面观察而求其会通，大要不外下列的数种：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项；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七、用字；八、书法。”
在甲骨刻辞的前辞中，经常看到有“干支卜某贞”
的字样。
对于卜和贞之间的某字，以前的研究者有的疑为官名，有的疑为地名，有的疑为所贞之事。
董作宾根据“大龟四版”
中的第四版卜旬之辞的研究，论定卜贞之间的某是人名，而绝非地名或官名。
这个发现，不仅使甲骨卜辞能够顺利通读，而且为甲骨文的断代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和依据。
其时正在日本进行甲骨文研究的郭沫若，从董作宾的贞人说中受到很大启发，他说：“曩于卜贞间一字未明其意。
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颇若凿破鸿濛，……凡是同见于一版上的贞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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