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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争：崇祯最忌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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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崇祯帝根本听不进此类劝告。
在他看来，局面之所以恶化至如此地步，吏治是首要原因。
要整顿吏治，大概也只有通过重典，别的办法没有什么用。
因此，当这年年底有一位叫吴甡的山东御史提出利用崇祯二年（1629）的京察，进一步对阉党进行清算时，崇祯帝立即采纳了他的主意。
山东御史吴甡上疏说：
“京察就近在眼前了，因此十分担心魏氏余奸利用京察，蒙混过关。
这些余奸的所作所为，已超出了考功之法的范围，也不是考功之法所能定夺的。
因此有必要先令部院科道，把魏氏党羽的罪名，清理一遍，先行惩处之后，再开始正常的京察。”
吴御史的意思，就是先要把魏氏集团的成员或与之有关的官员的旧账先清一清，该处理的先行处理，不要与正常的京察混在一起。
这样一来，许多官员势必要被京察前的清算所打击，连京察的机会也没有，其打击面是相当大的，朝廷的动**也在所难免。
崇祯帝采纳了他的意见，认为此举不失是改变朝廷政治的一条出路。
在崇祯帝看来，帝国的局面，经过他一年多的苦心经营，理应有中兴的迹象，至少也应有所改观，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仍多有掣肘，积重难返。
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他仍认为是吏治。
因此，他便想借京察之机彻底整肃一番，且选定魏、崔集团的成员或有关联的那些人为目标，当时他也只能选此为目标。
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主意已定的崇祯帝召阁臣韩鑛、李标、钱龙锡及吏部尚书王永光到文华殿。
崇祯帝给他们交待了任务。
他明确表示要追究天启时那些附逆人员的罪行。
为了确定证据，他发下当时那些有关给魏忠贤建祠称颂的奏疏，要求上述四人与左都御史曹于汴在内阁秘密评阅，确定名单，分定罪行，并再三叮嘱，不许让中书舍人之类的人员参预。
至于具体的范围和依据，崇祯帝说：
“如事本为公而势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随人点缀，须当原其初心，或可责其后效。
惟是首开谄附，倾陷拥戴，及频频颂美，津津不置，并虽未祠颂而阴行赞导者，据法依律，无枉无徇。”
崇祯帝的话说得很漂亮，意思是只惩处那些骨干成员，而对那些附和之人，则不予追究。
但具体执行起来，不可能如此，而且崇祯的真实想法，也不像说得那样好听。
首辅韩鑛、内阁大学士钱龙锡等都不太同意皇帝这种大兴刑狱的做法，因此在开始时仅列了四五十位众所周知的名单，上交皇帝。
当时不少人，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在内，都认为韩鑛、钱龙锡这样做，是怕结怨太多。
这当然是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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