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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民主墙上还出现了一张“致吉米·卡特”
的大字报：“我们想请您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但自由化的程度是有精心定义的界限的。
“民主墙”
现象虽然是群众自发的形式，但也有官方有意安排的一些特征。
中国开始对外国的观点表示敏感，其标志之一是北京的《人民日报》刊登了5篇关于人权状况的评论文章，迫切要求采用新的民法和刑法，以保护这些权利。
“在一些地方，”
该报纸上写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配给物资被扣减，个人财产被拿走，农村市场被关闭，合法的经济活动没有保证。
这些事情仍然在发生。”
中国突然变得外向型如此令人高兴是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对外界的看法一直含糊晦涩，令人不解。
中国历朝历代都把世界定义为“天下”
，而他们自己是天朝子民。
“多少年来，”
鲁迅这样写道，“中国人看待洋人的方式只有两种：或高看一等，当作优越物种，或低瞧一眼当作野生动物。
他们从来不能把洋人当作朋友，当作就像他们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
中国人历来内向，除非衰弱到没有办法时，才容忍外国人的存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受人凌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又被日本侵略，而50年代发生了与苏联的短暂“恋情”
又很快破裂，因此中国人很可能已经得出结论：自己的偏见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尽管如此，过去中国对现代化还是充满了渴望。
1898年清王朝快要结束时，光绪皇帝及其子民曾想要效仿日本天皇在19世纪后半叶进行的对封建主义的维新。
在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早期，依靠外国的帮助来改进中国社会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最终使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制度。
正像历史学家C.P.费斯杰拉德所写：中国“对西方错误的神灵们失去了幻想，他们没有停歇，马上去寻找其他的解决途径”
。
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源于周恩来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这也是这位总理在医院外面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周提出通过“四个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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