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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
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诗我们都要。
我们设想我们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方——那么，里边可以有李白，有杜甫，有陶渊明，有苏东坡，有歌德，有济慈，有莎士比亚；我们可以假想李白是一味“大黄”
吧，陶渊明是一味“甘草”
吧，他们都有用；我们只要适当地配合起来，这个药方是可以治病的。
所以，我们与其去管诗人，叫他负责；我们不如好好地找到一个批评家，批评家不单可以给我们以好诗，而且可以给社会以好诗。
历史是循环的，所以我现在想提到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时代赋予诗的意义，了解我们批评诗的态度。
封建的时代，我们看得出只有社会，没有个人，《诗经》给他们一个证明。
《诗经》的时代过去了，个人从社会里边站出来；于是我们发觉《古诗十九首》实在比《诗经》可爱，仅《楚辞》实在比《诗经》可爱。
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是个人主义社会里的一员，我们所以喜爱那种个人的表现，我们因之觉得《古诗十九首》比《诗经》亲切。
《诗经》的时代过去之后，个人主义社会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而且实实在在就果然进到了个人主义社会——这时候只有个人，没有社会。
个人是耽沉于自己的享乐、忘记社会，个人是觅求“效率”
以增加自己愉悦的感受、忘记自己以外的人群。
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难的日子，但他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他闲逸的诗篇。
谢灵运一样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当我们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我们实实在在觉得陶渊明与谢灵运之流是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这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了；到了极端，即是宣布了个人主义的崩溃、灭亡。
杜甫出来了，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
杜甫之后有了白居易，白居易不单是把笔濡染着社会，而且他为当前的事物提出他的主张与见解。
诗人从个人的圈子走出来，从小我而走向大我。
《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有个人；再进而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进到这时候，已经是成为个人社会（in——ivi——ualsociety）了。
到这里，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的价值了。
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成为“SocietyofIn——ivi——ual，In——ivi——ualforSociety”
（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
诗是与时代同其呼吸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论诗了。
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
诗是要对社会负责了，所以我们需要批评。
《诗经》时代何以没有批评呢？因为，那些作品都是“负责”
的。
那些作品没有“效率”
，但有“价值”
；而且全是“教育的价值”
，所以不用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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