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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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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
。
“识字”
就是理性的起步。
《孟子》解释忧患：“君子多忧小人多患”
。
在孟子看来，常怀千岁之忧是理性人格的应有之义，是各类优秀人物重要的心理特征——他们以字得忧，以字传忧，以语言对世界进行远程认知和远程规划，超越眼前之利而保未来之利，超越个体之利而谋群体之利。
大利者，义也，道德也。
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是道德的技术前提。
这也是欧洲一些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如法国思想家孔德就认为，唯语言与宗教这两件神物可确保道德建设（见《实证哲学教程》）。
历史上的豪杰之士均有过人之节。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处江湖之远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忧其民……这一切匹夫之不能为，有赖于语言的支撑，有赖于语言所组成的信念，适时节制个人肉体的欲望，适时禁闭个人生理的本能，使人达到精神高蹈的境界。
我们似乎可以说，语言所编织的理性是人生的现实镇痛剂和理想兴奋剂，语言这一理性工具和理性载体使古今中外的圣者烈士成为了可能，使视苦为乐和视死如归的超人品格成为了可能。
理性主义者可能忽略的是：语言毕竟是一种抽象符号，只能承担一种简化的表达，一开始也就伏下隐患。
哪怕是解释一个杯子，也有“开口便错”
（禅宗语）的窘境。
说“杯子是一种用具”
，但用具并不等于杯子；说“用具是物质的”
，但物质的并不等于用具；说“物质是有属性的”
，但有属性的并不等于物质……在无数个由“是”
所联结的阐述中，在思维和言说的远行过程之中，每个环节的简化在悄悄地叠加累积，每个环节都有义涵的溢冒或折扣，最后可能绕出一个严重偏执的逻辑——酿出一幕幕历史悲剧也就不难想象。
这还只是语言事故的寻常一种，远不是事故的全部。
“宗教”
，“民族”
，“阶级”
，“文明”
等等言词，就是在这样的事故中曾经由真理滑入荒谬，成为一些极端化思潮的病灶。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他回顾二十世纪百年风云的著作命名为《极端的年代》，准确概括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
他没有提到的是：极端者，教条之别名也，危害公益的语言疯魔也。
最为极端的时代，恰是心智中语言最为富积的时代，是人类教育规模最为膨胀的时代——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巧合。
语言运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与生活实践有任何须臾的疏离，不能不随时接受公共实践的核对、校正、充实、弥补，滋养以及激活，不能没有大范围和多方位的具象感觉以作依托——在人文理性领域尤其是这样。
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教育机构，也许出于眼界的局限，也许出于行业利益的需要，重知轻行的根本性积弊难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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