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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布鲁塞尔，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漫长湿冷的冬天终于退去，天空呈现出一种北方城市特有的、近乎透明的蔚蓝色，云絮柔软洁白，慢悠悠地飘着。
风从北海吹来，带着大西洋的和暖意，拂过城市古老建筑群的尖顶和广场，带来栗子花、新修剪草坪的清新气息。
阳光明媚却不炽烈，慷慨地洒在铺着鹅卵石的中世纪街道上，洒在装饰华丽的新艺术风格建筑立面上，洒在欧盟区那些充满现代感的玻璃幕墙上。
整座城市笼罩在一种慵懒而生机勃勃的春日氛围中。
但这份慵懒，丝毫未能浸入市中心索尔维国际物理化学研究所那座庄重、略显严肃的新古典主义建筑。
这里，正举办着两年一度的欧洲物理学会年会。
而今天，会议日程的焦点，毫无悬念地落在了“电弱精密测量与超越标准模型物理”
专题研讨会上，更准确地说，是聚焦于其中那个让整个高能物理学界魂牵梦绕、争论不休的议题——W玻色子质量异常。
距离的ATLAS合作组发布其震撼性的7.1σ偏离结果，己经过去了近三个月。
这九十多个日夜，高能物理的世界仿佛被投入了一颗仍在不断膨胀的思想炸弹。
arXiv上，以“Wbosonmass”
、“anomaly”
、“newphysics”
、“electrorecision”
为关键词的预印本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每天都有十几篇甚至几十篇新论文上线，涵盖了从最小超对称模型（MSSM）到额外维度，从复合希格斯到暗光子，从左右对称模型到轻子夸克复合态，几乎每一种超出标准模型的理论框架都被拿出来重新审视、调整参数，试图解释那看似微小、却重若千钧的76.5MeV偏离。
理论研讨会、线上讨论班、非正式的工作午餐会，在全世界各个物理系、研究所密集召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混合了兴奋、焦虑、怀疑和巨大期待的特有气息——那是一种即将目睹范式转移前夜的躁动。
布鲁塞尔，这个欧洲的心脏，物理学的历史名城（爱因斯坦曾在此执教，索尔维会议曾在此召开决定性的辩论），此刻成了这场思想风暴的临时中心。
来自全球顶尖研究机构的粒子物理学家、实验学家、理论家，如同被磁石吸引的铁屑，汇聚于此。
空气中似乎都能听到无形思绪碰撞的噼啪声。
索尔维研究所的主报告厅，以能容纳五百人而闻名，此刻却显得异常拥挤。
深红色的天鹅绒座椅早己坐满，过道上加满了临时折叠椅，仍然不够，许多人干脆靠着两侧镶嵌着深色木板的墙壁站着，或者席地坐在铺着厚实地毯的台阶上。
穹顶高阔，绘有模糊的天体运行图壁画，巨大的水晶吊灯投下明亮而柔和的光，照亮了下方一片黑压压的人头和一张张神情专注、甚至有些紧绷的面孔。
空气因密集的人群而略显闷热，混合着咖啡、旧书、香水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属于高度专注的智力活动的特殊气味——像臭氧，又像炙热的电线。
徐川（泡利）坐在会场中段靠走道的位置。
这是他提前半小时到场才勉强占到的。
他穿着合身的深灰色西装，没有打领带，衬衫领口解开一粒扣子。
身姿挺拔，但并非刻意紧绷，而是一种经过长期训练、融入骨髓的沉静姿态。
他微微侧身，目光平静地扫过整个会场。
前排，是那些熟悉或仅仅在文献和照片上见过的面孔：来自、费米实验室、DESY、KEK、BNL等各大实验合作组的发言人；来自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剑桥、牛津、马普所、巴黎高师等顶尖学府的理论泰斗；还有《自然》、《科学》、《物理评论快报》的资深编辑，以及科学记者。
他看到格罗斯教授坐在左侧靠前的位置，正与一位来自斯坦福的弦理论家低声交谈，表情严肃。
他看到ATLAS合作组的发言人伊莎贝尔·杜邦教授，坐在第一排正中，脊背挺首，双手交叠放在膝上，目光首视前方空无一物的讲台，仿佛在积蓄力量。
他还看到了CDF合作组的那位意大利资深物理学家，此刻神情复杂，既有尘埃落定的释然，也有被后来者验证的某种不甘，以及深藏眼底的、终于被正名的激动。
他的目光掠过这些面孔，心中波澜不惊。
沃尔夫冈·泡利的记忆深处，浮现出一些遥远而模糊的画面：也是在类似拥挤的会场，哥本哈根，苏黎世，布鲁塞尔（是的，就是这座城市，或许就是这个研究所的某个前身），同样充斥着激动、困惑、争辩的喧嚣，那是在量子力学诞生的阵痛期，是在粒子物理标准模型构建的黎明时分。
历史似乎总在重演，只是演员和剧本换了。
那时，争论的焦点是波粒二象性、不确定性原理、量子跃迁；是β衰变中的能量守恒危机，是中微子的幽灵假设；是弱相互作用的V-A结构，是夸克模型的奇思妙想。
而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一个看似“微小”
的质量偏差——76.5MeV，在万亿电子伏特（TeV）能标的世界里，渺小如尘埃，却可能撼动整座宏伟的标准模型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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