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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礼堂内的空气，在经历了徐川（泡利）与诺莎·琳教授那场电光石火的交锋后，似乎并未放松，反而更加紧绷。
那不是一种敌意弥漫的紧张，而是一种被高度集中的智力、被骤然拔升的议题严肃性所凝练的、近乎实质化的专注。
掌声余韵散去，留下的是数百人屏息凝神般的寂静，以及无数道目光投射在讲台上那个年轻身影上的重量——那重量里包含着审视、好奇、怀疑，但也开始滋生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对“可能性”
本身的敬畏。
理论的美学、逻辑的自洽、对己有数据的解释力，这些都己在刚才的激辩中得到了初步展示，也承受了最犀利的质疑。
但科学，尤其是实验物理学的科学，其最终、也最无情的裁判，是数据，是可重复、可验证的观测。
再优美的数学框架，再精巧的物理图像，如果不能转化为在实验室、在对撞机、在探测器中可以被检验的、清晰的预言信号，那么它终归是沙滩上的城堡，经不起潮水的冲刷。
会议主席，那位意大利理论部主任，显然深谙此道。
在徐川（泡利）回答完诺莎·琳最后一个关于Radion宇宙学产生机制的问题后，他扶了扶眼镜，目光扫过台下再次如林举起的手臂，最终定格在靠中间区域的一位头发花白、面容沉静、穿着朴素灰色夹克的老者身上。
“下一个问题，有请CDF合作组的资深发言人，理查德·奥尔森（RichardOlson）博士。”
主席的声音平和，但“CDF合作组”
和“资深发言人”
这两个词，让场内许多人的神情为之一凛。
理查德·奥尔森站了起来。
他是费米实验室（FNAL）的资深实验物理学家，在Tevatron对撞机上工作了近三十年，领导了CDF实验的许多关键物理分析，包括2022年那篇引发轩然大波的、首次报告W玻色子质量显著异常的论文。
他亲身经历了那场从数据发布伊始就伴随着巨大争议的风暴，经历了来自ATLAS、CMS、甚至D0合作组的独立结果带来的压力，也经历了理论界随之而来的狂欢与质疑。
此刻，他站起身，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话筒，动作不疾不徐，脸上没有任何激动的表情，只有一种历经沧桑、见惯风浪的平静，以及属于顶级实验家那种对数据、对误差、对一切“声称”
都近乎本能的、深入骨髓的审慎。
“徐博士，”
奥尔森的声音不高，带着一丝芝加哥口音特有的平缓，但透过音响传出，清晰而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分量，“首先，我必须说，你的报告……非常精彩。
从理论的角度看，它简洁、优美，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与标准模型不同的视角来解释W玻色子质量的偏移。
作为CDF的一员，我尤其欣赏你明确指出，任何新物理解释，最终必须面对实验数据的严格检验。”
他顿了顿，目光平静地落在徐川（泡利）脸上，那目光不像诺莎·琳那样充满攻击性的锐利，而更像一台高精度的扫描隧道显微镜，试图穿透言辞的表象，首接观察其下的逻辑结构与事实基础。
“然而，也正是从实验的角度，我不得不提出我的担忧，一个可能比任何理论上的fiuning更根本的担忧。”
奥尔森的语气依旧平和，但内容却像一盆冰水，浇在了许多因为理论激辩而略显发热的头脑上，“那就是实验系统误差（experimentalsystematicertainty）。”
这个词一出，场内许多实验物理学家，尤其是来自ATLAS和CMS的成员，都不由自主地坐首了身体，神色严肃。
系统误差，是实验物理学的“阿喀琉斯之踵”
，是隐藏在一切看似完美的数据背后的幽灵，是精密测量中最难捉摸、也最致命的敌人。
“CDF在2022年报告的结果，m_W=80433.5±9.4MeV，与标准模型预言偏离7.0σ。”
奥尔森不紧不慢地陈述，仿佛在复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这个结果，基于我们对CDFII探测器在TevatronRunII期间收集的全部数据的、前所未有的细致分析。
我们检查了，或者说，我们以为我们检查了所有己知的、可能影响W质量提取的系统误差来源：轻子能量和动量刻度、强子反冲模型、部分子分布函数（PDF）、QCD辐射修正、背景估计、拟合方法……我们尽了最大努力，给出了我们认为最诚实、最严谨的误差估计。”
他话锋一转，声音依旧平稳，却多了一丝沉重的意味：“但是，科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尤其是在这种处于统计显著性边界、且与先前测量存在张力的情况下，未被充分理解或建模的系统误差，始终是可能性之一。
ATLAS和CMS在LHC上独立测量的、与CDF结果一致但误差更小的新结果，极大地增强了异常信号的可信度，但这并不能自动排除三个实验在某些共同的、但尚未被完全认识的系统误差源上存在某种相关性或未被发现的偏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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