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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家争鸣：士再就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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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礼崩乐坏的事实，士被迫从政权结构中游离出来，这是春秋战国时代最为典型的特征，也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第一次重大转折的社会基础。
士需要在一个混乱的时代生存，就要面临再就业的挑战。
士再就业的事实，对于中国早期社会思想史来说，具有重要的影响。
首先，它带来的是社会阶层的流动。
如果说在周代所设定的礼乐制度之下，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那么权威的解体、士的游离，则给整个社会阶层带来了变化的可能，《管子》中有一段很直接的描述：
是故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注：农人之子朴质而野，不为奸慝。
）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
（注：农人之子，有秀异之材可为士者，即所谓生而知之、不习而成者也。
故其贤足可赖也。
）[6]
“农之子常为农”
（同样，士之子常为士、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是在正常的礼乐制度下的安排，但是，这里也很清楚地说明，农之子中优秀的人可以成为士。
这表明，阶层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农可以成为士，士自然也可以变成农。
这种流动性对于士来说，自然意味着生存压力的增大，但从总体上来说，它为整个社会的自由和活力提供了重要的空间。
正是因为如此，士才能在这个时代获得更多的思想和社会空间。
其次，这种变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私学的兴起。
如前所言，学在官府的状态被打破，有知识的士从政权中游离出来，对于他们来说，其再就业的直接选择就是以他们从官学系统中所习得的知识出发，通过传授自身的知识从而再就业。
这就催生了中国教育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现象，私学首次进入了中国社会的舞台，并且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传统。
孔夫子在《论语》中，曾经很直接地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7]。
我们通常把孔子视为中国的第一位老师，这也是就私学的意义来说的。
其实对于先秦诸子来说，何尝不是如此呢？从本质上来说，面对再就业的压力，诸子百家必须不断地坚持并强化自身思想的特点，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追随者，才能够在生存竞争中占得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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