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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林伯渠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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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渠是我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我们同生死、共患难、肩并肩地在一起斗争达半个世纪以上，他的逝世，怎能不使我感到格外伤心！
回想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同盟会随即土崩瓦解。
为了继续革命，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
鉴于同盟会的教训，孙中山规定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人，要打手印，要宣誓效忠于他。
这时，不独妥协投降的京津同盟会如汪精卫、李石曾之流已脱离他而去，就是坚决反袁的国民党南洋派如黄兴、李烈钧等人也对他表示反对。
当然，打脚模手印并不是什么先进的办法，但孙中山在没有学习到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以前，他只能采取这类旧社会秘密结社的办法以谋团结一致。
那些出身高贵并已显达的人物既不屑于顺从孙中山，结果只有廖仲凯和伯渠同志等少数人能够识大体，不拘小节，毅然地追随孙中山左右。
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原则问题，你是主张志同道合、坚持革命斗争和团结一致、不怕牺牲的战斗呢，还是主张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等虚无主义，或甚至堕落为投机取巧、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呢？在这个重大的问题上，伯渠同志是完全站在革命的正确的立场上。
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伯渠同志就是中国首先接受马列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
从1918年开始，李大钊同志就不断给伯渠同志通信，研讨马列主义。
到1921年，伯渠同志就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
由于伯渠同志和孙中山的密切关系，在推动孙中山的思想进步和促成国共合作方面，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1年共产国际的代表马麟到桂林和孙中山会晤，就是由李大钊同志写信给伯渠同志从中介绍的。
其后凡·是孙中山和苏联代表的接谈，都有伯渠同志参与其间。
正因为这种关系，所以在1924年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伯渠同志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并担任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长。
1925年孙中山逝诅的前夕，我到北京又遇见了伯渠同志。
从此以后，由于政治观点和奋斗目标的完全一致，我们之间的战斗友谊就更为深厚了。
当1925年上海“五卅”
惨案发生后、全国革命运动高涨、广东省港罢工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时候，我们又在广州见面了。
那时的广州充满革命朝气，到处欣欣向荣。
我因要急于回四川工作，不能不和伯渠同志分手，但我们的心里都充满无限的热情和希望。
1926年初，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又和伯渠同志在一起工作。
本来在这次大会上，我党和国民党左派占着绝对的优势，但由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领导，我们把领导权白白地放弃了。
后来我和伯渠高志谈论及此，总觉非常痛心！
这次大会之后，我又匆匆回川工作。
不久之后就发生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
和5月15日的“党务整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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