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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西方人用孤独来拯救孤独，所以他们比中国人一般说来更需要孤独，也更能忍受孤独。
西方人在孤独中既不能靠旁人（亲属、朋友、“组织”
、社会）拯救，也不能靠大自然拯救。
中国的道观佛寺一般建于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名山胜地，为的是道士僧人们在这远离红尘之处直接与大自然相往来；基督教修士则把自己关闭在修道院深处静修密室狭小的四壁之中，而修道院则矗立于市镇，或构筑于荒漠、戈壁等不毛之地，他们终日闭门隐居，黑袍加身，流泪叹息，忏悔自己的罪过，不求现世解脱，但求死后得救。
中国的“天人合一”
观使中国人即使在遗世独立、“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时也并不处在真正的孤独之中；西方的“神、人、自然相分”
的传统则使西方人在独自向上帝悔罪时培养了他们对孤独的理解和需要：人只有从“自然”
中分裂、独立和超脱出来，才有希望接近神。
他们并不在群众大会上当众痛哭和坦白隐私，以洗刷自身的个别性（“私心杂念”
），让自己能被群体接纳，而是在唯一的上帝面前肯定自己的个别性（有限性），并期待着最终的得救。
宗教改革只不过是使基督教中被掩盖和隐藏了的个体独立意识以纯粹的方式突现出来了而已：个人与上帝的距离被缩短为零，上帝的孤独就是人的孤独，上帝为摆脱孤独而创世的神话只不过向人暗示：人要想摆脱孤独所带来的苦恼和寂寞，只有自己去劳动、勤奋有为、投身于个人的事业，像歌德的浮士德那样，在尽可能多的事物上打上自己自由意志的印记，去创造一个他个人、他自己的对象世界。
但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孤独本身，他顶多能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他心目中的上帝对他的恩宠。
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在基督教（新教）中的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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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孤独的需要也仅仅是人性本质中的一个方面，而并非全部。
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一方面是社会的，只有在社会中和他人结成群体，他才能生存下去，因而他从感情上便不能接受完全的孤独，否则就会感到自己成了一头动物。
但另一方面，他即使在社会中，也总有自己需要封闭起来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永远也不能与他人的世界相重合，永远有一种偏离他人、与他人保持距离甚至排斥他人的倾向。
就他个人的感受来说，只要他不为自作多情所哄骗，他会发现自己永远是偶然的、唯一的、一次性的、不可替代的。
如果说，移情代表了人身上的社会性需要，那么孤独意识则代表了人的个体性需要。
孤独感是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潜意识或情绪，问题是并非每个人都能真切地体验到它和面对它，特别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把孤独当作自己个人内心世界的立足点或避难所。
中国人从生到死，很少有人不是生活在固定的家庭、单位、社团群体之中，受着各种群体氛围的滋养和同化，因而一般来说，他们对于孤独的感受和需要体验得较弱。
中国人从小就压抑了对孤独的需要，除非是为了休息和睡觉，他很少要求“让我独自待一会儿”
。
在人烟稠密的地区，人们每天几乎都可以听到爆竹之声不绝于耳，不是这家结婚，就是那家得子，过年过节所造成的噪声、垃圾和事故竟成为一大社会公害。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放鞭炮？难道真是为了“驱鬼避邪”
吗？其实真正要驱赶和逃避的是孤独，孤独是最大的鬼气和邪气。
爆竹声可以打破人家的宁静，从别人那里挤压出一种“同庆同乐”
的群体氛围，给自己造成一种受到人们关注的感觉，即“热闹”
。
中国人在孤独中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非得在相互吵扰、惊吓、揶揄、祝贺和挑衅中，才能爬出寂寞无聊即虚无的可怕的深渊[100]。
这种逃避孤独、自我麻醉的需要有时竟至于不惜给别人造成痛苦，或是流于泼皮无赖式的惹是生非，以挨骂为乐事，正如街头巷尾那些玩摔炮、扔死蛇、装醉鬼的无聊后生那样；或是因周围人的冷漠而变态为对一切素不相识的人的刻骨仇恨，于是便有了种种令人发指但却毫无缘故的“为犯罪而犯罪”
的罪恶行为。
即使是一个性格稳重的正派人，只要有适当的机会，我们也往往会发现他潜意识中隐藏着同样的虐待狂和受虐狂。
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曾听人说，饿死了这么多人的偌大一个中国居然像羊群一样没有发生动乱，然而，过了没几年，人们便陷入了一场互相厮杀的劫难，除了肉体上各种想得出来的互相折磨之外，人们最感开心（“大快人心”
）的必不可少的佐料便是精神上的相互折磨、人格上的相互践踏。
这除了想由此证明自己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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