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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还不具有现实的责任能力、并清楚地意识到归于自己头上的责任能力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就是一句空话。
封建时代，按理说只有皇上才对国家负有责任，因为他是这个“国家”
的“家长”
和决策者；白丁布衣乃至一个妓女也可以把这句话挂在口头，这只不过表示他们的忠心和孝心，表示他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当作国家机体上的一个细胞，而并非真的意识到了自己单个人直接对国家所负的责任。
就连岳飞这样的民族英雄，到头来服从的也并非是国家利益，而是君王的意志。
一个儿童不能为他做的事负完全责任，因为他没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尽管他也许自以为具有这种能力）。
要人民对国家负责，这只有当国家是每一个“匹夫”
的国家，即建立在人民的自由意志之上时，才有可能。
这不单是指国家代表着国民的利益（如通常说的“为民做主”
），而且要看国家如何代表国民的利益。
它是指人民拥有选择国家命运的机会和余地，而且每个人必须单独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一旦人民具有了这种机会，那么每个人不管是利用这一机会还是放弃这一机会（弃权），也不管是否受到了欺骗，他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及其对国家命运带来的影响负责。
德国人民当年选举了希特勒上台执政，他们无疑是受到了蛊惑和欺骗，但他们不能由此推卸自己的责任。
任何人的自由意志都不能担保自己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一个民族也是这样；但只要他们行使了自由意志，他们就必须为其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在中国的“文革”
中，群众的狂热是由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煽动起来的，并且毫无自由选择的余地。
所谓“大民主”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首先就被划定在“革命路线”
的范围内，本身又是极无组织的互相抵消和纷然杂陈状态，这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环境，使少数人能轻易地利用群众的盲从和迷信，把他们变成自己手中的政治筹码和驯服工具，借助于群众下意识中沸腾着的不满、不服和压抑着的过剩精力，去“涤**”
政治上的敌人。
群众甚至还根本谈不上是“受骗”
，因为他们根本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他们尚不具备“受骗”
的资格。
可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文革”
除了几位发起者之外，谁都没有责任。
“文革”
是亿万桩大小事件的总和，这些事件不论是“我们”
干的还是“我”
干的，不论是我被迫干的还是自愿干的、受蒙蔽干的还是自觉干的，“我”
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不是对“国家”
“天下”
的责任，而是对自己的责任。
一个人，当他撇开那些“我们、我们”
的豪言壮语，直观地看待自己作为一个孤独的人的行为时，他就会开始萌生一种真正的、由自己个人负责的责任心。
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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