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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的自由特性仅仅在于从生产劳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感觉的全面丰富性，没有这种感觉的丰富性，生产劳动就会成为异化的、不自由的。
任何自由，不论是认识的自由还是实践的自由，一旦失去了自由感，就都是不现实的。
因此，如果一定要追问自由究竟是什么，我们只能回答：自由从根本上说，就是“自由感”
。
当然，这不是对自由的定义，而且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同义反复：自由就是你自己感到的自由。
但它对于排除一切对自由的抽象定义仍有某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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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人类思想对自由本质的探讨，我们就可以说，西方人从古代直到近代对自由本质的一切规定，实际上都还没有触及现实的自由本身，而只关系到自由的前提，如任意、选择和自律都只是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但却并非充分条件。
相反，中国古代从来不对自由概念作抽象形而上学的探究，停留于对自由感的诗意的描述，似乎倒更接近于对自由的直接心理感受。
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感，也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心理学上的直接感受，而是在意志的自决活动和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某种哲学或形而上的感受，如马克思所说的：“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
[258]真正的自由感的获得是以对自由意志的自我体验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仅凭主观幻想在天马行空的自由境界中驰骋，则心理上的自由感受就会蜕变为阿Q式的自欺。
西方人对自由概念的全部抽象定义的探讨都并没有白费，正是这种不懈的追求，引导着人们一步一步地接近着自由本身的意义，使人具有了足够坚强的个性和人格来承担起自己的自由。
西方自由概念发展的两大阶段，即自由意志的任意性（包括任意选择）和自律，正是真正的自由感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尊严感得以产生的前提。
如果说，任意性只是自由的可能性，自律是自由的必然性，那么自由感就是自由的现实性。
可能的自由和必然的自由一旦离开了自由感，就成了不现实的；反之，自由感一旦脱离了可能的自由和必然的自由，就成了一种仅仅是主观心理上的现实性，即幻觉的现实性，正如画饼可以现实地使人馋涎欲滴，却不能现实地充饥一样。
而这正是现代西方社会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最根本的二元对立。
因此，毫不奇怪，现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中心话题已从自由的基础和条件转移到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感上来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非理性主义和“诗化哲学”
的强大思潮所反映出来的，无非是人不满足于对自由基础的规定，而努力对自由感本身的追求。
有人指出，近代和现代的区别在于，近代是发现人的时代，如文艺复兴就是对这个新发现的人的一曲自由的颂歌，笛卡儿哲学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
，也标志着从哲学上发现了自我的存在，但同时也就隐含了这个自我开始陷入分裂的种子；现代则是这个自我真正开始分裂的时代。
[259]20世纪人的自我分裂从近代即已有了苗头：笛卡儿身心关系的矛盾，近代哲学理性和感性的矛盾，康德的认识和实践、幸福和道德律的矛盾，谢林与黑格尔的非理性与理性的矛盾，都是这一分裂的表现。
但这一切矛盾最终都通过万能的上帝而达到了统一。
然而，进入20世纪，“上帝死了”
，灵与肉的冲突一下子达到了极点。
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解除了康德式的形式主义的自律，但却发现自己根本承担不了“任意性”
意义上的自由意志。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没有上帝，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啊！”
人们看出，他们以往对自由的追求之所以显得那么高尚、美好、令人神往，正是因为它从来不是**裸的自由本身，而总是穿着上帝赐予的紧身衣，并只有在上帝面前才显示这种自由的全部价值。
现在，自由却向人显露出它的难以忍受的消极面：自由就是对一切价值、包括对自身价值的彻底否定。
人的价值再也得不到上帝的保证，他必须独自去寻找自己的价值，以解决自己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这似乎是一条无穷受难的道路，除了随时可能到来的无意义的“死”
之外，它不可能有预定的目的，也不再有自己的“千禧年”
和上帝之城。
人不可能根据是否“走的人多了”
来辨认出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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