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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不起一切心，诸缘尽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
（黄蘖）。
这种“无心”
的自由，与道家无意志的自由正相契合，与儒家压抑“人心”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
）以维持礼教的世俗要求也绝无冲突。
由于禅宗展示出人在无法超然世外的条件下如何使自己的精神摆脱世俗束缚的比道家更为简便易行之法，比道家更加“想得开”
，于是它就逐渐取代道家（并融合道家）而成为宋明新儒学的互补甚至互渗因素，造成了理学以来“三教合流”
的局面。
在这一过程中，禅宗的非信仰化终于消除了最后一层障碍[337]，使自身完全成为中国文化土壤上的本土文化了。
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模式不允许有真正的宗教精神生长，而佛教中国化的根本转折点也正是宗教精神的丧失。
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典型中国式的自由感才蓬勃发展起来，“化禅为诗”
和“以禅喻诗”
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由感的主要表现形式了。
“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这一颇为苛刻的训导，竟在禅宗中得到了最纯粹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论是以玉为象征的温静平和的儒家，以气（烟）为象征的虚静恬淡的道家，还是以灯为象征的寂静澄明的佛家，都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由感的一个共同特点：静。
静则得自由、得解脱，躁动则受束缚、受拘执。
当然，这静又不是静止于一点，而是随遇而安，顺乎自然，最重要的是在任何情况下以无所谓的态度来保持内心平静，“心静自然凉。”
显然，这种平静无忧只有在完全消解了个人意志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时，自由与必然（社会规范或自然规律）就达到了完全的等同。
然而，我们前面说过，没有意志的自由感只不过是一种心理学上的自欺和虚幻的自由感。
儒家的怡然自得，道家的悠然自在，禅宗的忽然自了，都没有给一个民族真正的自由精神带来实质性的启迪，而是一步比一步更深地陷入麻木和奴性中去。
鲁迅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338]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只能感受到死一般的寂静：“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
……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
[339]鲁迅曾把中国社会比作一个漆黑的大铁屋子，可以使人在里面睡死、闷死；又比作大冰窖，连火焰都要冻死在里面，成为玲珑剔透的玩物和摆设。
正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鲁迅看出了这种令人欲醉、欲眠的“自由感”
的虚伪和险恶，并将树立自由意志、张扬个性人格作为拯救国民性的第一步：“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340]在《摩罗诗力说》中，他针对中国弊习，大力提倡“不为顺世和乐之音”
的“摩罗诗力”
。
鲁迅的反抗精神，体现了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对另一种自由感，即真正的个性自由的追求。
我们在其中不难看出尼采的影子，但它没有尼采的贵族气，却有同样悲壮的酒神气概；它更像是朔方纷飞的雪，如粉，如沙，绝不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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