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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越伟大，思考得越周密，他们就越从象征主义中感到高兴，运用这一技巧也就越大胆。
沉闷的象征主义，破旧的象征主义，无意义的象征主义，这些都的确足以让人感到不快；其它种种沉闷的、破旧的而无意义的事物，也莫不如此。
的确，和大多数处理方法相比，象征主义和拟人手法更倾向于把边缘磨平；在用来表示我们现代的名誉、正义等各种各样的比喻性理想的标志之中，都有借口让我们不能够好好理解拟人手法的真正力量。
然而这一力量不仅巨大，而且不会衰竭，画家带着特殊的喜悦来理解它，因为它可以让画家将入画因素和想象引入作品，而没有它，这两者是绝不允许进入画作的。
这一力量可以将沙漠中的野兽引入内室，在空气中填满居民和地球，让（明显）最无趣的事件主题成为最激动人心的戏剧。
除非丁托列托能够在主人身边画一头长着翅膀的狮子，从鼻子到尾巴长达十英尺，睡在那张土耳其地毯上，否则即使是他，有时也难以忍受长时间在宫殿里，面对一大块大画板，索然无味地为道奇家族的某个人的画像；而鲁本斯如果不是得益于那位巨大的玫瑰红脸颊的女神和反叛的六头蛇怪的话，他对美第奇家玛丽的赞美只会让被赞美者本人感到满意。
请看，这些想象物体的引入不仅容许在事件上的更荒诞，而且容许在处理方法上无限荒诞。
我相信那些领域因为远离对伪理想的追寻——这些理想穷尽了荒诞想象的范围，从而几乎还没有人进入过，因此我们面前有一片尊贵的梦境之地般的宇宙等待着我们去征服。
迄今为止，当荒诞的生命被引入时，画家要么像鲁本斯那样，或者像丁托列托大多数时候那样，性喜真实，把鬼魂画得有血有肉；要么训练不足，表现手法贫乏，无力刻画壮丽的鬼魂，只能把它们画得透明或朦胧不清。
一个真正伟大的画家倘若能够充分表现真理，对现代绘画艺术的各种效果了如指掌，那么他就会庄严而无惧地在精神世界自由驰骋，忠实地追随那个世界里但丁和斯宾塞这样的大师，通过绘画来表达的壮丽思想就似乎没有极限。
比如，请想一想人们通常是如何表现善的：在雷诺兹的笔下，善仅仅表现为对很多孩子的照料，而在乔托的笔下，善则化为心中流出火焰的人物，多少有些痛苦才能想象出来；想一想通过轻轻地放大但丁的想法，“那么地红，在火焰当中几乎都看不见她”
，也就是说，为了表现其可爱，把她的脸和身体画成红光四射，并且在她从天而降时，所有的云彩都因她的出现而染上了红晕，就像日落时一样，想一想这样做对表现爱会增加多少意义。
在一个软弱的画家手中，这种尝试最终将会沦落为讽刺画，不过假如是柯勒乔的话，那么他原来的充满肉欲的画作就会多了（并非不相一致的）安吉利科式的感情，多了特纳对云的了解。
在像这样的一种结合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受过另一学派训练的柯勒乔也许会显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掌握这种方法；在特纳所画的赫斯珀里得斯的龙、伊阿宋、《哥伦布之旅》的配画（“他们慢慢地沿着夜空航行着”
）等类似的画作，还有沃茨和罗赛蒂的很多作品中，如我相信的一样，在怪诞派和现实主义力量真正的结合中，一个新的艺术纪元的曙光已经可见了。
毫无疑问，所有二流大师对其怪诞概念的表现都有一个严格的限度，并且，事物的怪诞特性本身也多少有个限度，因为有很多怪诞派的观念也许可以通过字词朦胧地暗示出来，但是一旦画为清晰的东西，就不行了。
在对这个问题的推理上，很难摆脱我们自己身上的偏见，这些偏见是由像布朗齐诺这样卑下的怪诞派人物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他因为没有真正的想象力，比其他人更容易通过吓人的写实主义来试图强调那种本身并不吓人的可怕东西。
然而除非是在真正最伟大的人的手中，否则怪诞派艺术似乎只有用线条、光和影、抽象的色彩，才能表现得更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它标记为一种思想，而不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事实。
尽管阿尔伯特·丢勒的“骑士之死”
画得很完美，但是我们能否像从它的阴刻版画中一样，感觉到某种伟大的思想，我对此有些怀疑。
布莱克怪诞的蚀刻作品《约伯书》中表现出强大力量，但是再加上颜色之后，却多少有些失败，不仅仅因为他缺乏力量（他对色彩的眼光自然很好），而且因为完满与否对他的主题似乎并不影响，并且我认为阿尔弗雷德?雷泰尔的两幅怪诞的木刻作品，“死神复仇者”
和“死神朋友”
，其高贵而哀婉动人无法言传，在上色之后，就不再完美。
适合哀婉动人的怪诞作品的道理，也肯定并且总是适合嘲讽性怪诞作品。
只要作品表达了任何转瞬而过的智慧或讥讽，使用的线条或颜色越少越好。
嘲讽越巧妙，就越令人痛苦。
鉴于以上几个原因，表现怪诞派的艺术或多或少都应该是不完善的，这一点似乎不仅得到容许，甚至是求之不得，并且这似乎是有关整个人类的最有益的法则。
怪诞不仅是教学中最有力的工具，而且还是最自然的表达形式。
它是深刻理解真理之人游戏倾向的产物。
同时，它也是二流、三流人物最乐意使用的表现方式之一，可以让其讥讽或智慧永垂后世，因此，在游戏时所暗示的一切则应该能够毫不费力说出来，而能力和知识都不足之人能够说出来的则不需要多么高超的技巧就能够说出来，这一点从各方面都是求之不得之事。
因此，怪诞作品，无论是寥寥几笔，还是浓墨重彩，倘若被完全接受，那么这对人类会有无限的好处。
倘若这种怪诞的表现手法有了用武之地，那么智力的巨大力量就会转而追求不朽，而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纪，这种巨大的力量却消散在街头讥笑或自负的狂欢中，而一切机智和挖苦就像酒杯里的泡泡一样，都消失在日常的闲聊之中，而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机智和挖苦曾经在雕刻和插图艺术中得到表现，就像把泡沫固定在玉髓上。
在长期的封闭之后，需要重新打开这一伟大的人类智慧领域。
正是因为这种观点（在有关艺术的观点，并非最不重要观点），我正努力将哥特式建筑引入日常家居中，复兴所谓的插图艺术——不是那种在书上或是羊皮纸上的绘制缩小图画的艺术（两者被混为一谈），而是在让书写，简简单单的书写，变得令人赏心悦目，把它与纯粹的蓝色、紫色、鲜红、白色和金色协调起来，并且在这种和谐的颜色中，允许作者的想象力在各种怪诞的想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小心地剔除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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