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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乘要道密集》与蒙古文、畏兀儿文译藏传密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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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将莎南屹啰的身份确定为明代译师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即我们接下来应当如何来看待藏传佛教在蒙元时期传播的历史？如果将莎南屹啰所翻译的这些藏传密教文献从我们习常以为的元代汉译藏传佛教文献中除去，同时也将可能属于西夏时代翻译的那些密教文献除去，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真正可以归属于元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部分实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似和元朝藏传密教曾于蒙古宫廷内外广泛流传的史实不相符合。
于是，我们必须对蒙元时代藏传佛教传播的历史做重新的思考和认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和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和中国国家图书馆中的那些经莎南屹啰之手翻译的藏传密教文献可以肯定都是明代的作品，但藏传密教，特别是萨思迦派所传的“道果法”
曾经于蒙元时代得到过广泛传播当依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
既流行于西夏，又盛行于明朝，它不可能独独不见于萨思迦派喇嘛居于独尊地位的元朝。
即使除去那些可以明确认定为西夏时代，或者是明代的翻译作品，对《大乘要道密集》中剩下的那些无法明确其翻译年代的文献我们依然有理由把它们认作是元代的作品。
此外，虽然见于黑水城出土汉文佛教文献之中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大部分出自西夏时代，但也有好几种与大黑天崇拜相关的密教仪轨文书，如《慈乌大黑要门》《大黑求修并作法》《吉祥大黑修法》等，以及数量不少的其他本尊禅定仪轨和与《捺啰六法》相关的瑜伽求修法、要门等，可以被认定为是元代的作品。
[39]这说明，元代确实有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存在，它们曾经在元朝宫廷之外的黑水城地区流传过。
这些文献证明大黑天崇拜确曾在元代中国广泛流行过。
元代留下的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与西夏和明代相比反而不多，这一事实或提醒我们应当注意蒙元王朝作为外族入主中原的征服王朝，其文化的形态具有不同于西夏和明朝的特殊性，故我们应当对藏传佛教于元代中国传播的途径和媒介作不同于西夏王国和明代中国的考量。
元代藏传密教的传播最初主要还是在蒙古宫廷，或者主要是在蒙古人中间进行，尽管蒙古宫廷内外也一定有汉人接受、并修习藏传密教，但其信众的数量当远不如西夏和明代多。
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应当主要是为修习藏传密教的汉人弟子们准备的，如果其信众不多、流传不广，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和可能进行大量的文献翻译了。
而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和蒙古信众中间的传播，其语言媒介当主要不会是汉语文，而更应该是蒙古文、藏文，或者畏兀儿文。
换言之，蒙古和色目信众信仰和修习藏传密教所依赖的宗教文本应当不是汉文译本，而更可能是蒙古文、藏文本，或者畏兀儿文译本。
所以，如果我们要揭示元代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传播的真相，我们不应该只专注于对元代汉译藏传密教文献的发掘和研究，我们也必须对蒙元时代留下的蒙古文和畏兀儿文佛教文献进行深入的研究。
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元代蒙古文佛教文献并不多，与藏传佛教相关的现存元译蒙古文文献最著名的只有《彰所知论》和萨思迦班智达的《嘉言宝藏论》（Legsparbshadparinpoche'igterzhesbyaba'ibstanbcos）两种。
此外，《圣妙吉祥真实名经》的蒙古文译本或也当完成于元代，它是藏传佛教续部之首要经典，西夏和元代曾各有释智和沙罗巴翻译的两个汉文译本传世，同时也有畏兀儿文和西夏文的译本。
在畏兀儿文和西夏文的译本中也有根据释智的汉文译本翻译或者音写的本子。
[40]而《彰所知论》则是帝师八思巴专门为元世祖忽必烈的太子真金所造的一部简述佛教宇宙观的佛教论书，元时即有沙罗巴的汉文译本，其蒙古文译本或出于相同的年代，可直到近年才被人重新发现，但它显然不但对佛教于蒙古人中间的传播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而且对蒙古佛教历史书写传统的形成起过重大的作用。
[41]而萨思迦班智达的《嘉言宝藏论》的蒙古文译本则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被匈牙利著名蒙古学家LouisLigeti发现和研究，确定为14世纪时的蒙古翻译作品。
[42]而其八思巴字本残卷也分别在赫尔辛基和柏林发现，后由JamesBosson教授做过研究。
[43]由于这几种蒙古文翻译的藏传佛教文献的性质属于一般的义理性经典，并不涉及实际的修行，所以它们的发现并不能为我们揭露很多有关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传播的真相。
有关实际修行的蒙古文译藏传密教仪轨，迄今为我们所知的唯有在黑水城出土蒙古文佛教文献中发现的与蒙元时代流行的大黑天崇拜有关的藏传密教文献残本。
显然，仅仅依靠这几种硕果仅存的元代蒙古文译藏传密教文献，我们没法对元代藏传密教于蒙古宫廷的传播作更深入一步的研究。
与迄今所见元代蒙古文佛教文献极为稀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元代翻译的畏兀儿文藏传密教文献却数量甚多，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可为我们了解元代西番僧于蒙古宫廷所传藏传密教的真实情形提供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主要出自于蒙元时代的畏兀儿文藏传佛教文献大部分见于20世纪初德国探险家们在吐鲁番地区发掘到的古代畏兀儿文文献（TurfanUigurica）中，现多收藏于柏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学院内。
根据PeterZieme先生等回鹘文文献研究专家们几十年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蒙元时代从藏文翻译成畏兀儿文的、与藏传密教有关的文献至少有《佛说胜军王问经》《大乘无量寿经》《吉祥胜乐轮本续》《妙吉祥文殊菩萨修法》《朵儿玛（施食）仪轨》《大白伞盖总持陀罗尼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八大圣地制多赞》等，[44]以及一部萨思迦班智达所造《大金刚乘修师观门》[45]和与《捺啰六法》之“中阴”
“拙火”
修法有关的几部短篇仪轨。
[46]除此之外，还有数量较大的修习喜金刚和胜乐中围（坛城）的短篇仪轨，和观修观音、弥勒、金刚手、金刚亥母和上师等成就法和求修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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