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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初中毕业之前的名字不是叫林木，我那时姓杨，跟我的父亲姓，叫杨文范，我现在发表文章有时也用“文范”
这个名字。
因父亲的缘故，我们一家受难太多。
父亲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牢狱之灾。
我记忆中只短暂地见过他一面。
在我十一岁那年，我连形象都记不清的父亲便在劳改释放后的工作地——仍然是劳改地——因饥饿与疾病去世了。
现在又连高中也不让我读，当时妈妈的心情，我也只有自己当了父亲之后才能体会。
一天，妈妈对我很慎重地建议，我们一家现在的处境都因你父亲而致，组织上老让“划清界限”
。
现在他已去世几年了，改个姓吧，改了姓，命运或许会好些……少年的我，对姓什么倒无所谓，那就随妈妈的姓吧。
妈妈姓林，我就姓林了。
班上成绩较差的同学都考上了高中或中专，有的还考上了重点高中。
我这个高才生心里当然无限委屈，但我力求说服自己——我的出身不好，我父亲加入过国民党（集体加入）。
虽然我连父亲的形象都记不清，却也朦朦胧胧地认为父亲的影响在我身上会“潜移默化”
，也诚恳地认为有自我改造的必要。
这与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倒也异曲同工。
自己不是当过学生会副主席吗？怎么可以因考不上学校而放弃思想改造，甘当“社会青年”
呢？在看了一本描写上海知青去新疆建设兵团的书《军垦战歌》和描写一群青年地质工作者的电影《青年一代》，听了一场大巴山知青模范的报告之后，我本来就没有熄灭的热情又被重新调动起来。
从小喜欢绘画的我幻想着去画美丽的大巴山。
为此，我天真地问过那位来自大巴山的演讲者，大巴山还有地方让我们去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命运已够苦了，然仍不失天真的妈妈居然也支持我。
我去学校找老师，坚决要求到农村去。
记得那位胡义均老师却很含蓄地对我说：“不一定非到农村去才是干革命，哪里都可以干革命嘛。”
至今想起老师这句暗示性的话，心中仍充满着感激。
不久，在披红戴彩的荣耀中，在响亮的音乐声中，已改名林木的我和一大群奔赴农村的少年，于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一日的下午，心情激动地在重庆解放碑列队游行。
我的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兴奋地自豪地走着，正如劫夫的那首豪迈的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两边是无数看热闹的民众。
第二天凌晨，在昏黄的街灯下，两路口排列着一长串带着帆布顶篷的卡车，无数的知青和他们的亲人匆匆告别。
我妈妈也来了。
随着车队的远去，在那深重夜色和昏黄的街灯中，妈妈瘦削的身影和在凄冷晨风中飘动的白发，越来越模糊，渐渐远去了……她流泪了吗？她当时是什么心情？只有到了今天，当我的孩子也到了当时我的年纪的时候，我才体验到当时妈妈把自己唯一的十六岁花季的孩子送到未知的山区去意味着什么……
经过一整天的跋涉，我们到了达县。
进城时受到了达县政府领导及市民们热烈的夹道欢迎。
第二天，我和五十中的其他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万源县草坝公社乐园茶场——位于大巴山主脉海拔一千六百米叫“三十二匹梁”
的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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