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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剧作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上，人只是作为城邦的公民存在，到公元前4世纪，随着政治逐渐成为敏感话题，人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自身，转向人作为人的特点和需要，尤其是人们的情感，所以公元前4世纪的喜剧更多地以爱情为题材，婚姻不再是简单的拉郎配。
尽管作为婚姻一方的女性似乎仍无自主权，但情感分量毕竟逐渐增加，这种趋势充分地反映在米南德的喜剧中。
约公元前342年，米南德生于雅典一个富有的家庭，据说是逍遥学派第二代宗师提奥弗拉斯图的弟子。
在其短短的30年创作生涯中，他共写过108部喜剧，其中有些可能用于乡村节日表演，有些拿到国外演出，有些可能仍是剧本，从未上过舞台，只有一部分在雅典上演，且仅有8次获胜，在当时并不十分受欢迎。
但在他公元前292年去世后影响骤增，公元前3世纪拜占庭作家阿里斯托芬尼将其与荷马并列，称他为希腊最杰出的诗人，雅典人也重视起他来，命著名雕刻家普拉西特莱斯的两个儿子为他铸造青铜肖像。
遗憾的是，他的剧作大多失传。
1898年以来，人们从埃及的纸草文献中得到了大量米南德剧作的残篇，有些经过拼接获得了较完整的故事情节，从中我们可以大体了解米南德的创作风格及剧作特点。
米南德的剧作缺少阿里斯托芬那样丰富的想象力。
他剧中的人物大多生活在民间，且都是常人，故事也大多发生在邻里乡间，主题总不离婚姻与爱情，但其情节大体看来真实可靠，夸张较少。
如《古怪人》描写一个贵族青年爱上了一位农家少女，少女之父不为所动，赶走了求婚者，当他因下井捞取其奴隶丢失的工具而不幸落水时，恰恰是这位贵族青年救了他的性命，他终于答应了婚事。
另一故事说卡利西奥斯与潘菲拉结了婚，5个月后潘菲拉生下一子，又秘密将其遗弃。
事为其夫卡利西奥斯所闻，疑其妻不贞，乃弃家而去，与一名叫哈布罗托农的妓女生活在一起。
孩子被奴隶达奥斯拾得，交给烧炭工抚养，烧炭工因达奥斯隐匿了本属于孩子的一些宝石，诉之于仲裁。
仲裁者恰是孩子的外公，后经多方周折，潘菲拉终于认出了孩子，而这孩子竟然是卡利西奥斯的。
因为婚前4个月一个节日的夜晚，卡利西奥斯强奸了他的未婚妻，黑暗中双方不辨你我，潘菲拉在反抗中拿到了卡利西奥斯的戒指。
真相大白后，双方和好如初。
其他故事大多也都生动曲折。
米南德注重刻画人物性格，奴隶、农夫、贵族、匠人各具特点，服装、语言都符合其阶级、等级固有的一些特点，至少是当时雅典人认为应当有的特色，同时十分注意语言的流畅。
如果说公元前5世纪的喜剧为适应大多数公民的需要，大多开政治玩笑，语言不免粗鄙，米南德则注重雕琢修饰语言，音韵和谐，且注意让不同的人使用与其身份相符的语言，在戏剧艺术发展中，这是一大进步。
二、演说的兴起与发展
演说的兴起与发展与希腊城邦的发展息息相关，是希腊社会、政治发展的产物。
由于城邦大多实行程度不等的民主制度，一个政治领袖，如欲使自己的方针、政策得到实施，必须向自己的同僚、公民说明理由。
在当时的条件下，就是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
在法庭诉讼中，为说服陪审员，也需要良好的演说技巧。
同时，希腊各邦之间邦际交往频繁，宣战和订立同盟等，不仅需要向本邦的公民大会或议事会阐明事实，陈述理由，而且需要在对方的公民大会或者盟友的大会上陈述自己的理由，说服对方，因此从古风时代末期开始，演说大约已相当流行。
约公元前504年斯巴达召集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意图在雅典恢复僭主政治。
在那次会议上，科林斯代表索克勒斯长篇描述了科林斯的僭主政治，并赢得盟友的一致喝彩，让盟主斯巴达的计划流产。
古典时代是希腊城邦的黄金时代，也是演说发展的辉煌时期。
希波战争时期，雅典人曾就德尔斐神谕的意义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讨论，地米斯托克利成功说服雅典人相信神谕中的“木墙”
指的是雅典水师而非卫城古时的木栅栏。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伯里克利多次通过演说阐述拒绝斯巴达最后通牒以及执行陆上撤退政策的理由。
雅典、科林斯和科西拉的代表，也都分别在雅典、斯巴达人的公民大会以及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上现场发言。
修昔底德书中出现的其他人物，无论是外交使节、将军还是政治家，大多都是口若悬河之人。
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雄辩滔滔，为千古传诵之名作。
可惜对于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演说，我们了解甚少。
对于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我们也仅知道雅典为数不多的演说词，因而这里仅能介绍雅典的一些演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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