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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书中结尾提道:“关于儿童分析,尽管有我曾详述的种种困难,我们仍完成了不少在成人分析中不敢奢望的变化、改善与疗愈成果。”
为了响应我所提出的问题,我现在要做出几点陈述,于未来逐一进行论证。
我认为,相较于成人分析,儿童分析之所以在过去备受冷落,乃因我们从一开始便为某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所阻挠,从未像进行成人分析般地,以一种全然自由且开放的精神去探究。
如果回溯至最早的儿童分析个案(即小汉斯的例子),我们会发现它并未遭遇到上述的这些钳制。
当然,该案例所运用的技术并无特别之处:汉斯的父亲在弗洛伊德的指引下执行局部分析,对于分析之实务操作相当陌生。
尽管如此,他仍然勇气十足地让分析持续进行了一段时间,且成绩斐然。
我在本文之前的一段小结中曾经提到,弗洛伊德说他自己也想再更进一步深入下去。
由此亦可看出,他不觉得对俄狄浦斯情结进行完整的研究有何不可,显然他不认为应于儿童分析中避开此一基本问题不谈。
但对于长年累月在此领域独力耕耘且成就非凡的胡格-赫尔姆斯而言,她仍然倾向于一开始便采取设限的原则,因此不论是从实际成果、分析个案量,或是就理论上的建树来看,她的成果均较不丰硕。
于是这几年以来,照道理应该会对精神分析理论有直接贡献的儿童分析,反而乏善可陈。
胡格-赫尔姆斯与安娜·弗洛伊德都相继认为,针对儿童进行分析不但不会有太大的斩获,而且由此对生命早期阶段的了解,甚至还会比成人分析所获得的更少。
接下来,我要谈及另一个常被用来解释儿童分析领域为何发展缓慢的托词。
该说法是,在分析当中,儿童的行为与成人有极明显的不同,因此应采取另一套技术。
我认为这个论点是不对的。
假如说“身体乃因精神而生”
,那么我必须说,最适当的技术是透过我们的态度和内在的信念而找到的。
我必须再度强调:如果我们能以开放的心胸去进行儿童分析,自然就会发现探究其底层的方法与媒介,并根据其结果,发掘儿童的真实本质,除此之外,亦明白不管是在深入的程度或是在使用的方法上,我们根本不需要做任何限制。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已略为阐释我个人批判安娜·弗洛伊德著作的核心观点。
我想,我们可以从两种角度来解释许多安娜·弗洛伊德所引用的技术性方法:(一)她假定与儿童无法建立分析情境;(二)针对儿童而言,她认为不掺杂任何教育性元素的纯粹分析法,是不适宜或值得商榷的。
第一项假设乃直接承继第二项而来。
若将之与成人分析技术加以比较,不难发现我们常会无条件地假定真正的分析情境只能靠分析方法来完成。
然而我们必须体认到,不论是为了营造正向的移情,而依循如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书中第一章所描述的施行准则,或是利用病人的焦虑加以驯服、挟用权威予以恫吓驾驭等等,都是严重的错误方式,因为即使这些方法保证能引导我们粗浅地碰触病人的部分潜意识,但若想靠此建立一种真切的分析情境,以深入心智的最深层进行完整分析,那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们必须持续地了解为何病人总是想把我们当作权威——不管是可憎或是可爱的,而唯有分析此一态度,我们才能对那些更深层的意识一探究竟。
所有在成人分析中被视为不当的方法,安娜·弗洛伊德都特别强调它们之于儿童分析的价值,原因在于她认为将这些方法引入疗程是必要的,并称之为分析的“劈入”
(breaking-in)。
但很有可能在这些“劈入”
之后,她将难以成功地建立一个真切的分析情境。
令我甚觉讶异且不合逻辑的是,尽管安娜·弗洛伊德不断提及她的假定,却从不援用一些必要策略来建构分析情境,反倒采取许多与其相左的替代元素。
但她又试着运用理论证实,想要与儿童建构分析情境,或套用类似成人分析的纯粹分析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安娜·弗洛伊德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说明一些特意设计以及有问题的儿童分析方法,认为它们有助于儿童分析中情境的建构,使分析工作变得可能。
但对我来说,这些理由都不充分。
在许多方面,她都背弃了受过验证的分析规则,只因为她认为儿童与成人是截然不同的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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