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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精心设计这些方法，唯一的目的却是在促使儿童展现出类似成人的分析态度，以利分析。
在我看来，这一点十分矛盾。
我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安娜·弗洛伊德将儿童与成人的意识及自我之比较置于首要地位，但事实上我们（虽然对自我一样器重）应该先处理潜意识的问题，而就潜意识而言（我在此的论点是以儿童及成人的深度分析工作为基础），两者在基点上并无二致，只是儿童的自我发展未臻完全，因此受潜意识的支配较成人强烈许多。
若我们想真正了解儿童，进而对他们进行分析的话，这一点才是值得我们探讨并视为研究重心之处。
对于安娜·弗洛伊德如此处心积虑想要实现的目标，亦即引导儿童产生近似成人的分析态度，我个人并不特别推崇。
我也认为，假使安娜·弗洛伊德真的按她所描述的方法达成此一目标（顶多仅限于少数案例），其结果想必异于原先她所期盼的方向。
她成功地引导孩童“承认自己的病态与不守规矩”
，其实是她为一己目的，进而激发对方产生焦虑感所得来的，包括阉割焦虑与罪疚感都是（关于同样在成人分析中，意识到想好转的合理欲念如何掩饰焦虑的情形，在此先不予讨论）。
对于儿童，我们无法在刻意追求下，期待于分析工作中找到任何可绵延久远的基本方法，毕竟就算在成人的分析中所推演出的既有原则，也不见得可以一劳永逸。
安娜·弗洛伊德真的认为上述目的是准备工作中必要的一环，但她更进一步地相信，只要存有此一目的，她便可以一路靠它进行下去。
我认为这想法是有误的，而且一旦她心里这么想，她便真的是在依赖儿童的焦虑与罪疚感。
此想法本身并无令人非议之处，因为对我们分析工作的发展可能性来说，焦虑与罪疚感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
但我们必须事先认清我们所倚靠的支柱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运用它们。
分析本身并不是一种温和的方法：它无法替病人排解掉任何痛楚，即使对儿童亦然。
事实上，若后来病人有更多长期而致命的痛楚需要排解时，分析必须迫使痛楚进入意识之中，并引向情感发泄。
因此，我所批评的不在于安娜·弗洛伊德激化了焦虑与罪疚感，而在于她并未能充分地解决它们。
按照她在第11至12页所叙述，她将孩童的焦虑带进意识之中，是为了不让孩子变疯，但对我来说，若她未能立即从其潜意识根底处理此焦虑，并尽可能地让其和缓下来，那么这样的疗法对儿童而言，简直是场不必要的酷刑。
试想，假若焦虑与罪疚感是我们分析工作的必要诉求，我们何不在一开始便将它们纳入考虑因素，予以习惯性地运用呢？
我自己始终如是履行，而且我发现，若一个技术能将在儿童身上尤其强烈，且较成人更鲜明、更容易掌握的大量焦虑与罪疚感列入考虑，并以其进行分析工作，绝对可让我完全放心。
安娜·弗洛伊德指出（第34页），在进行分析工作时，我不应该因小孩子对我表现出敌意或焦躁的态度，就立即做出负向移情现象的结论，因为“一个幼儿与母亲的关系愈平淡，其对陌生人表现出的友善冲动便愈少”
。
像她这样以小婴孩对于所有陌生事物的阻抗态度作为比较的基准，我不认为是恰当的。
我们对小婴儿所知甚少，但我们可以从对一个小孩的早期分析中，认识到许多关于心智发展的问题。
例如在三岁小孩身上，我们看到充满严重爱恨交织的精神官能症小孩，才会对陌生人感到害怕或憎恨。
我的种种经验，足以证实我的信念无误。
假使我将这种反感行为解释为焦虑与负向的移情感情，并与孩童在同时间所发展出的素材做连结，将其回溯至原始客体（即母亲），便会观察到焦虑有减缓的现象。
这个状况在更为正向的移情中萌生得更早，且会伴随活力十足的游戏出现。
较年长的儿童情形亦颇为类似，只是在细节上有所差别而已。
当然，我这方法的施行前提是：在一开始便要求自己兼顾正向与负向的移情，并且朝向俄狄浦斯情境中追溯其源头。
这两项方法完全符合分析原则，但安娜·弗洛伊德却基于某种不明的理由，对它们不理不睬。
我后来相信，关于儿童的焦虑与罪疚感，我与安娜·弗洛伊德于态度上有一个极端的差异：她利用这些情感让孩童对她产生眷恋，而我却从一开始便将之当作分析治疗的辅助条件。
如果我们无法证实焦虑会对分析过程造成极大的困扰与阻碍，除非我们立即展开分析以行解决，否则操作这项因素不可能对太多的儿童奏效。
就我从书中所获得的理解，安娜·弗洛伊德仅对特殊病例才采用此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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