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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荣格对《西藏死亡书》所作的心理学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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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编印的这部《西藏死亡书》在西方世界所受到的反应之热烈，恐怕是伊文思自己也不曾预料到的。
自1927年问世至90年代，英文本就已经有了不下于十种版本，印了五十二万五千册。
它的其他欧洲文字的译本，和日文、中文的印数至今未见有具体的统计数目，当也不少于英文版的印数。
毫无疑问，迄今为止，曾经阅读过伊文思编译的这部《西藏死亡书》的西方人的总数，已经远远超过了读过此书之藏文原本的西藏人的总数。
更令伊文思欢欣鼓舞的是，许多世界级的大师、权威如JohnWoodroffe、荣格、高文达喇嘛等，纷纷站出来为他的这部著作大作广告，并马上开始为它撰写评论、导读，从各自的专长出发对它作进一步的解释，都希望献一己之力，使更多的西方读者接受这部来自东方的奇书。
在这类导读、评论类的作品中，荣格于1935年为该书德译版所撰写的“心理学评注”
，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种，[15]可称是《西藏死亡书》在西方世界传播的第二个里程碑。
荣格在这篇评论中说：“这部《中有闻解脱》，其编者伊文思博士很贴切地将他称为《西藏的死亡书》，于1927年首次出现时在说英语的国家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它属于这样一类品级的著作，即它不但对大乘佛教的专家有意义，而且因其深刻的人性和对人类心理更深刻的透视，故而对那些寻求增广自己关于生命知识的外行也具有特殊的魅力。
在它首次问世后的多年来，《中有闻解脱》一直是我日常的伴侣，不只是我的许多有挑战性的观点和发现，而且我的许多带根本性的看法都来源于它。
与《埃及死亡书》促使人或者说得太多，或者说得太少不一样，《中有闻解脱》提供了人们一种讲给人类而不是上帝或者原始初民听的可以理解的哲学。
其哲学包含佛教心理学批评之精华；正因为如此，人们真的可以这样说，它的卓越性实在是无与伦比的。”
荣格对这部《西藏死亡书》评价之高、及其对它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所造成的影响之大恐怕也是无与伦比的了。
伊文思本人对荣格写此评论感激不已，称荣格此举乃西方世界对这部论述生死之学的藏文经书所表达的最伟大的殊荣。
何以一位在西方如此大名鼎鼎的分析心理学家，竟然会对《西藏死亡书》推崇备至到如此程度？如前所述，荣格是Blavatsky夫人的信徒、灵智学会的积极参与者，这当是促使他对这部灵智学的代表作，表示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促使他如此热衷于东方宗教哲学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荣格正努力运用东方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佛教哲学，来建立和发展他自己区别于弗洛伊德（S.Freud）的分析心理学体系，并尝试将佛教心理学化。
荣格充分认识到灵智学会的活动，对于将亚洲宗教和哲学引入西方公众意识意义重大，故不遗余力地投入其中。
[16]
1912年，荣格发表《转换之象征》（SymbolsofTransformation）一书，以此为象征结束了他与弗洛伊德的合作。
这部以英雄、纯净（Pure）、大母之原型（archetypes）为论述主题的著作，不仅标志着他与弗洛伊德在学术上的分离，也使他自己陷入一个被孤立和内省的阶段。
这个阶段持续到他于1921年发表《心理学类型》（PsychologicalTypes）为止。
自1921年至1936年，荣格正致力于为他与自我内在探索，和其病人、同事于内在探索中所发现的过程寻找客观的并行物。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荣格将他的视角从西方移到了东方。
1929年，荣格出版了《〈太乙金华宗旨〉评注》（entaryooftheGoldenFlower”
），这是他的第一部来自东方的宗教著作的评注，《太乙金华宗旨》是一部道家讲炼丹、养生的著作，德国著名传教士、汉学家魏礼贤（RichardWihelm）将它翻译成德文，于1929年秋首次出版。
荣格应邀为此书撰写了这篇评论文章。
[17]
荣格关于佛教的作品主要是于1936－1944年间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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