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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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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寻找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的逻辑必然，这也决定了其生态政治哲学同西方其他绿色政治思潮相比，具有自身的理论特点。
首先，如前所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利润动机的驱使下，必然会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技术革新，而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金钱至上、物欲至上的价值观，造成了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也使技术革新和技术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只能加快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最终超越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激化人和自然之间的矛盾，体现为生态危机。
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必然既反对环境主义政治思潮在现存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生态危机的主张，也反对生态主义拘泥于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变革解决生态危机的主张。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树立新的环境道德价值观。
应该说，其生态政治哲学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其次，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能够坚持唯物史观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强调分析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认为生态危机所反映的并非单纯是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危机，指出生态危机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人和人在占有、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问题上的矛盾利益冲突和危机，因此问题既不在于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也不在于拒绝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因为既不能把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也应该看到技术及其运用的社会后果取决于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性质。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并非是要限制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更不是要求人们做一个反生产主义者。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变革不正义的社会制度，通过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对商品需求无止境追求的需求结构，使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首先建立在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只有重视和解决与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
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
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
[47]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学术界部分论者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理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观点，实际上混淆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生态主义在理论上的原则区别，是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误读。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既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批判立场，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当代生态运动，力图把生态运动引向有组织的激进生态政治变革，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又不同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强调了生态学的政治维度和阶级维度，避免了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抽象道德说教。
但是，应该看到，对于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同生态运动的结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流露出浓厚的悲观情绪。
“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来指导生态运动从而使我们能够提出介于能源浪费的资本主义和能源浪费的极权的社会主义之间的这种‘第三条道路’呢？关于这一点的答案是很难作出的。
我们并不是说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有少数人能够克服异化消费和找到非异化的劳动，整个制度就可以趋向于生态社会主义了。
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天真的、唯心主义的方案：这种制度会在强大的公司权力面前动摇。
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使工人不仅相信他们的异化消费是浪费能源和于个人无益的，而且相信质的改变在于分散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使我们使工人确信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又怎样才能使他从其异化劳动（工厂或办公室的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呢？概括起来说就是，怎样才能使阶级斗争集中关注生态激进主义的问题呢？我们的回答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承认迄今尚没有据以实现这种和谐的适当的阶级激进主义纲领。”
[4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流露出这种浓厚的悲观主义情绪，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当代西方一方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西方的工人党采纳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当然也谈不上基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
另一方面则在于工人阶级的思想世界仍然被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所束缚，且西方左派力量日益分化，作为推进激进生态政治运动的革命主体远未形成。
如何重新组合西方的左派力量，形成实现社会变革的革命主体，成为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共同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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