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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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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流派之一,不仅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维度,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哲学研究范式[1]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2],而且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生态批判,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和理论成果无论是对于我们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是对于我们推进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第一,对于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理论创新,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可以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一直讨论的热点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学术界反思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和内在精神。
虽然这一过程中探讨的具体理论问题频繁变换,观点也不尽一致,但在笔者看来大致取得了如下三大成就:首先,研究者充分肯定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重要意义,并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精神来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和内在精神,从而把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看作是哲学形态和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知识论哲学转向了实践论哲学和文化哲学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突破了体系哲学的思维方式,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开放精神,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到了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最后,在学术性和现实性之间寻找一种张力,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内在统一。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建立和时代的内在联系,才具备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如何以哲学的反思性、批判性的方式反思现实,避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价值性吞没科学性的现象,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又成为学术界反复探讨的问题。
当然,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依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长期的课题,这既要求我们应当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当代人类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也要求我们应当吸收当代哲学的积极成果,这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
事实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对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这主要体现在: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所实现的理论创新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代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探讨;二是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对马克思的理论文本进行重新解读,创立了对生态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哲学研究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
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视角省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其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存在着多种路径,既可以通过理论体系的整体变革和建构新的哲学形态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也可以通过对一个具体问题的探讨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
其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多元路径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形成多流派的发展格局,不同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平等对话,对话的目的并不是在于否定或取消对方,而是应当承认和尊重对话双方的差异性,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哲学原则和理论个性,这也意味着作为对话双方理论内核的哲学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它是不可能通过对话而发生根本改变的。
因此,哲学对话的目的就在于通过考察对话双方的不同哲学范式对同一理论问题或现实问题的研究路径,考察它们在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不同问题,形成的不同结论,拓展对话双方的理论视野和价值参考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共识,从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若干范畴和具体理论。
应该承认,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还是在苏俄马克思主义和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都没有对生态问题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形成系统的生态哲学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的新特点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对生态问题展开了系统的理论研究,而且还研究了与生态问题相联系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和消费问题,通过上述研究,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劳动等范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理论资源。
最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创立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即生态哲学研究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
这两种研究范式都反对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的解释,要求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加入文化和自然的维度,以此为基础重新探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并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所不同的是哲学研究范式的特点是从人的生存本体论的角度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通过提出“物质变换裂缝”
这一核心概念,强调生态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更是人类生存的危机,创立了以探讨人与人、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通过提出“生产条件”
这一核心概念,把生态问题仅仅看作人类破坏了生态环境引发了经济危机,缺乏从人的生存这个基本的维度的高度探讨生态危机问题,无法真正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这两种研究范式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问题上,形成了福斯特阵营和奥康纳阵营的激烈争论,福斯特阵营主张通过激进的阶级变革来解决生态问题,而奥康纳阵营则倾向于渐进性的改良来解决生态问题。
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运思过程,比较他们的不同研究范式与效应,对于我们立足于当代人类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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