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癔症性的自我利用超我的批评对它的威胁，甩脱这种令人痛苦的感觉。
同样，这种自我也习惯了通过压抑的行为抵挡不可容忍的对象精力贯注。
因此，使罪恶感保持无意识性的，正是自我。
我们知道，作为规则，通常自我在服务中承担压抑，并且遵照超我的意愿行事；但是也有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中，自我使用同样的武器指向它的严厉的监工。
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如我们所知，反向形成的现象占支配地位；但在这里（癔症中），自我只能与罪恶感所涉及的材料保持一定距离才能成功。
有人会进一步大胆地假设：罪恶感的很大一部分通常一定是保留了意识的。
因为良心的起源与俄狄浦斯情结有密切的联系，而俄狄浦斯情结又属于无意识的。
假设有人想提出自相矛盾的观点，即一个普通人既比他想象得更不道德，又比他所知道的更道德。
这个观点的前半部分基于精神分析学的发现，那么精神分析学对这个主张的后半部分也没有反对意见。
我们惊讶地发现这种无意识罪恶感的增长可以使人们变成罪犯，但毫无疑问，这是个事实。
在很多罪犯当中，特别是那群年轻的罪犯，很可能发现在他们犯罪之前即已经存在了很强的犯罪感。
因此这种无意识的犯罪感不是犯罪的结果，而是动机。
如果能够把这种无意识的罪恶感施加在一些真正的、直接的事情上，这好像就成了一个宽慰。
在所有这些情形中，超我显示出对有意识自我的独立性以及与无意识本我的紧密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认为这种重要性是在自我的前意识言语痕迹中。
那么问题来了，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无意识范围内而言，超我存在于这些词表象之中。
如果不是，那它又存在于哪里？我们初步的回答将是，如同对超我来说是不可能的那样，自我也不可能从道听途说的一些事情中否认它的起源：因为超我是自我的一部分，它通过这些词表象（概念，抽象观念）使自己接近意识。
但是精力贯注的能量没有从听知觉（教学或阅读）中获得超我的内容，而是从本我的本源中获得的。
我们推迟回答的问题如下：超我如何表明它自己本质上作为一种犯罪感（或者，作为批评——因为犯罪感是自我中回应这种批评的一种感觉）以致对待自我发展成如此的严苛？如果我们首先回到精神忧郁症，我们会发现控制意识的极端强大的超我用残酷的暴力表达对自我的愤怒，好像它占有了人所具有的全部施虐性。
按照我们的施虐狂观点，可以说破坏性成分已经牢牢地盘踞在超我之中，与自我为敌。
现在在超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似乎是一种死的本能的纯粹文化。
事实上，如果自我不及时通过向躁狂症转变来挡住这种残暴，死的本能在使自我趋向死亡中经常获得成功。
在强迫性神经症的某种形式中，良心谴责是苦恼而痛苦的。
但是这种情况的表述不是那么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抑郁症患者，强迫性神经症患者事实上从不采取自我毁灭的方式。
就好像他可以避免自杀的危险。
他远比癔病患者能更好地避免自杀。
我们可以看到保护自我安全的事实：对象已经被保留。
在强迫性神经症中，通过向性前期心理退行，对爱冲动转变为反对对象攻击的冲动是有可能的。
这里破坏本能再次获得自由然后开始试图破坏对象。
或者至少它表现出有这种意图。
这些意图还没有被自我接受，它用反向形成和预防措施来同这些意图斗争。
它们存在于本我中。
然而超我的行动像是自我对这些意图负责，同时由于严厉的惩罚这些破坏意图，这些意图表现出不仅仅是由退行引起的表象，而是爱的实际代替物的恨。
自我徒劳地在两个方向上保护自己，即在反对凶残本我的煽动和反对惩罚良心的谴责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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