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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来自西方的人类学理论，闻一多先生主要借鉴吸收了图腾学说，以作为对伏羲文化的主要研究视点。
图腾学说，自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人们从介绍摩尔根的著作、介绍西方的社会学说就开始被中国学界知晓了，如严复所译的《社会通诠》就有图腾学说的介绍。
后来涂尔干的图腾学说也被引入。
尤其是法国人倍松的《图腾主义》一书的中文版于1932年出版，则带来了系统的图腾学说的理论和丰富的世界各地的图腾信仰的知识，该书被闻一多先生反复引证，涂尔干也是闻一多先生引证的对象。
另外，我们还能在《伏羲考》中看到弗洛伊德的学说的影子，如关于“沓布”
（taboo）的知识，闻一多先生指出：“图腾与‘沓布’是不能分离的。”
这些新的理论资源，都是当时的学术前沿，闻一多先生对此的把握，充分说明他的神话学研究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这是闻一多先生神话学取得成就的一个条件。
但是，我们看到，当时对人类学理论的了解，占有人类学理论资源的程度，闻一多先生都不是最多最深的。
比起当时那些相对专门的人类学学者，闻一多先生显然不如他们了解得多。
但是，为什么闻一多先生在中国神话学方面的成就要远远超过他们呢？
既向国外人类学理论学习，又根据中国神话的实际，创造性地综合分析，才是学术取得真正成功的关键。
尤其是对中国神话文献的综合分析能力，对神话文献间的联系的洞察能力，都达到了当时神话学研究的最高境界。
他独创了中国神话研究的意象的系统联想与论证的方法，是中国神话研究的重要突破。
于是，我们发现，仅仅知道一些理论信条是不够的。
头脑里装满理论概念，但理论水准不一定高。
如果没有对文本的深刻理解，简单的理论比附，可能还会造成思想与理论的真正贫乏。
芮逸夫、常任侠和吕思勉都是人类学、美术学和历史学各领域的出色学者，他们关于伏羲女娲的论文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准。
但是，他们都只是在他们所在学科里产生影响，有很大的局限性。
芮逸夫的论文有许多田野的资料，弥足珍贵，他展开的比较空间很广阔；但是，他所构拟的“东南亚洲文化区”
的想象，一时难以找到依据，而对古代文献中的伏羲女娲资料只是作了一般叙述，对于华夏传统、苗蛮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
常任侠的论文指出重庆出土的石棺画像人物乃是伏羲女娲，也将其与日月神话和苗瑶神话的伏羲女娲的故事相联系，对石棺画像的解读应该比较周全了；但其不足还只是表明画像内容为何而已，视野较芮文更为狭窄。
至于吕思勉先生则主要在古文献上用力，表现出不凡的文献分析能力，从文献视角指出此类神话与南方苗族相关，与田野报告和考古文物结论基本一致；然材料上既不涉及出土文物，也不关乎田野报告，在论述的指向上主要于文献文字通假一面进入，局限还是很明显。
闻一多先生对待西方的人类学理论有着十分通达的理解，对于西方话语中有普遍意义的范畴，闻一多先生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西方早期的人类学家所提出的一些范畴具有普遍性，是文化研究的共同资源。
同时，文献记载的那些明显地提到女娲伏羲的信息、图画形象、田野资料，也无不尽可能穷尽之。
这就保证了对女娲伏羲的研究在当时一定会是最前沿的。
在闻一多先生之前的三位伏羲研究者的视野里，有这样一些共同的关键词：伏羲女娲，人首蛇身，苗瑶，洪水。
闻一多先生由出土文物之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相交像入手，直指蛇躯即龙身，伏羲女娲相交与文献之二龙传说：交龙、腾蛇、两头蛇有着内在联系，又将大量的两龙神话揭出，于是，田野报告，出土图画和明显的伏羲女娲资料，与那些大量的奇怪的二龙二蛇相交记载奇妙地联系起来——原来它们都是伏羲女娲交尾图的不同形式，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两龙**之相。
一系列散漫的文化现象一下子变成了一个系列。
在闻一多先生的研究中，系统性、整体性原则成为第一原则，于是，所谓图腾就变得只是大的文化框架下的一个小的研究要素。
这时，他的研究摆脱了外来理论的束缚，由理论的奴隶变成主人，但又把外来理论的功能充分实现了。
他在系统性、整体性前提下对资料作整理、联想，然后论证之。
开拓资料信息的空间，寻求信息间的联系，使得多方面的资料融会贯通。
当他将二龙二蛇的文献资料与伏羲女娲的田野报告、考古图像和文献结合起来后，视野骤然开阔。
于是，伏羲女娲不再是孤立的图像，而是华夏族的图腾——龙的变相，于是，引譬连类，将龙的演变以图腾学说为基础作了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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