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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清朝政府要把铁路收归国有时,不仅遭到全川人民的反对,而立宪派士绅由于利害关系,也被卷入斗争,这就是为什么辛亥革命前夕四川铁路风潮能够成为全民性运动的原因。
以同盟会的成立为标志而兴起的革命**,使清朝政府对它的生存感到了极大的威胁。
因此,它被迫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想以欺骗手段来缓和人民的革命情绪。
这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也空前地激烈起来了,而这正是阶级斗争趋于尖锐化的必然反映。
革命派的《民报》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民丛报》假借爱国以宣传其保皇主义;又说什么革命必生内乱,必招瓜分;中国只能实行立宪,而且还须以清朝政府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为过渡。
此外,更诬蔑“平均地权”
全系为乞丐流氓着想,实行起来,必致破坏社会秩序。
针对着这些谬论,《民报》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它充分地宣传了推倒清朝政府的必要,并指出清朝政府是卖国的政府,真正爱国的人,必须起来推翻它;而且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才有出路;什么开明专制、君主立宪之类的滥调,都是替清朝政府帮凶的。
同时还指出必须实行“土地国有”
,以矫正贫富不均的现象。
在《民报》坚决有力的进攻下,《新民丛报》终于弃甲曳兵,完全失败,最后不得不宣告停刊。
《民报》在它的宣传中,把同盟会的纲领更加具体化了,但也有着严重的缺点:它把一切仇恨都集中到满族统治者身上,而把真正的民族敌人一帝国主义轻轻地放过了,我们从它宣布的六大宗旨?中就可以看出它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存有多么严重的幻想;同时,它只注意对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大力宣扬,而没有集中力量去反对中国人民在国内的真正敌人——封建主义。
正因为这样,它对《新民丛报》所提出的革命必引起内乱和招致瓜分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完满的答案。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是无力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的。
这一光荣任务,只好遗留给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去完成。
当《民报》和《新民丛拫》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
记得1906年的冬天,一群四川留日学生在宿舍里展开了争论。
绝大多数的人都赞成革命,惟独周先登拥护立宪。
这位“可勒哇先生”
(周说话时有“这个”
“这个”
……的语病,被人用日语称为“可勒畦”
先生)理屈词穷,犹不认输,还是在那里这个这个地纠缠不已,刘回子(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他击去,登时满屋尘土飞扬,真象战场一般,周先登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这刘回子是四川成都的一个回民,原在汉阳兵工厂作技工,是由张之洞派到日本去学习兵工技术的。
其人身材魁梧,性情直朴,虽说话粗鲁,不如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却主张正义,敢于斗争,人们都很喜欢他,把他唤作刘回子,而不叫他的真实名字。
刘的痛击周先登,曾经在留日学生中博得一致的好评,从这件小事情上也反映了改良派在政治上的破产。
但是,康梁等人并不甘心于失败。
当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积极组织立宪政党,准备回国去做清朝的立宪功臣。
于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的斗争便由以理论为主而转为以行动为主了。
1907年7月,梁启超的政闻社在东京锦辉馆开成立大会,同盟会员当场痛打了梁启超,四川会员并把梁的走卒白坚(四川人)打得头破血流。
对这一暴力行动,人们皆大为称快,可见立宪派是何等的不得人心。
从此以后,立宪派只有在上层的士绅中去罗致它的党羽,而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则完全失去了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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