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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心灵黑暗的最深刻的原因就是缺少信仰。
然而在总体上，从没有哪一代人（无论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都没有像当今文明的欧洲人这样，痛苦地实现了“没有任何希望，世上根本不存在上帝”
这个预言。
和温文尔雅的伦敦或巴黎大众相比，印第安人或奥塔海坦野蛮人对周围神灵的存在或者神明对他的左右有着更深刻的认识，而在我们当中那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相信神灵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分为两大类：天主教徒和清教徒，这些人要不是因为社会中不信神的干涉，会尽快让另一派灰飞烟灭；从两派分裂时起，天主教徒但凡有机会，必然这么做，而清教徒此刻则心满意足地期待着罗马被火山毁灭。
这种名义上统一宗教内部的人群的分裂，也就是说信仰同一上帝和同一天启的人们之间的分裂，对那些有思想、有远见的人来说只能会是最严重的绊脚石——他们只有在早期教育最有力的条件下才能克服的一块绊脚石。
因此，本世纪所有强大的人几乎都不信仰上帝，其中最优秀者信仰怀疑和神秘，最差者信仰不计后果的对抗，而大多数人则信仰步履沉重的犹豫（ploddiion），尽可能做好手头的事情。
我们的科学家大多属于这最后一类：我们很有人气的作家要么反对一切宗教形式，要求简单真理和善行（萨克雷、狄更斯），要么放任自己，进行痛苦而毫无结果的事实陈述（巴尔扎克），或者表面刻画（司各特），或者进行谩骂，忧伤或微笑（拜伦、贝朗热）。
我们最真诚的诗人、最深刻的思想家心存怀疑，愤愤不平（丁尼生、卡莱尔）；没错，有一两个抛锚停泊，但是却充满焦虑或者哭泣不已（华兹华斯、白朗宁夫人）；在这两类人当中，第一类人对自己的锚不太自信，而是觉得锚时不时地拖着他走，甚至令他呐喊，——
“伟大的上帝，我宁愿是
一个异教徒，受到某种过时的信仰的哺育；
从而使我站在这片令人愉快的草地上，
目睹一些让我不那么孤独的景色。”
在政治中，宗教如今仅仅是个名称；在艺术中，一种虚伪或矫情。
任何视力好的人一眼就能够从德国宗教绘画中读出“瞧我有多虔诚”
。
从法国和英国宗教绘画中读出“瞧我有多不虔诚”
也同样合法。
在我们中央，一切真诚谦逊的艺术都是亵渎的[106]。
（2）基于同一原因的变幻无常
这种没有信仰根据我们的性情，对我们产生影响，使我们变得悲伤或者变幻无常，成为我们的不满和放纵的最终根源。
它使我们那么充满矛盾，真是件奇迹：我们已开始很愚钝，寻找狂野而孤独的地方，因为我们无心侍弄花园；不久我们就重新振作精神，在山中建立一间组装室，因为我们对沙漠毫无敬意。
我不知道西奈半岛是否有猎物，不过我总是期待能够听到有人在那里放枪。
不过我们以荒野景色为乐还有另一个根源，一个更加无辜的根源。
（3）对无生命之美的反动之爱。
就像我在前文中经常解释的那样，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切艺术原则往往将美置于真理之上，总是以牺牲真理为代价而寻求美。
对这种追求的最恰当的惩罚——所有宇宙都使之不可避免的惩罚——就是让一切如此追求美的人都彻底看不到美。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这个时代的所有思想家都宣称美不存在。
这个时代响应他们的努力，在人力允许的范围内，把美从地球表面、从人体中赶走。
往头发上撒粉，往面颊上贴美人斑，在裙子上加撑，在脚上戴上脚环，这一切都是和将街道变成砖墙、把绘画变成黄斑的同一系统的重要部分。
一个丑陋的荒漠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人们不顾一切地不断追求美好事物，却在高跟鞋和假发中出乎意料地达到了顶点，——高尔街和加斯帕·普桑。
假如人类中间还留有任何真正的生活的话，对这种状态的反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尽管人们受到法则和时尚的逼迫，仍然不得不生产和穿戴丑陋的事物，但是人们却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多少感到羞耻，因而偷偷溜进田野和深山，在那里发现令人类永远感激不尽的色彩、自由、力量以及多样性，从中获得的快乐到达前所未知的程度，在那里欣赏荒蛮破碎的山坡上的一切，欣赏与高尔街完全对立的一切，心醉神迷地凝望着日出日落，目睹那里的蓝色、金色和紫色，目睹这些色彩不再在骑士的甲胄或庙宇的门廊上闪烁，并且从田野中，小心地采摘五种建筑都拒之门外的花朵，把它们制成标本。
（4）对人体之美的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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