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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乘要道密集》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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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确定、并找出了见于《大乘要道密集》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北京国家图书馆中的那些汉译藏传密教修法和仪轨中的大部分的藏文原本，并对其中的一些文本作了对勘、整理和研究。
从我们迄今已经完成的这部分研究来看，汉译藏传密教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无疑是属于萨思迦派所传“道果法”
（lam'bras）的文献，其中有多部是对传为印度大成道者密哩斡巴亲传“道果法”
之最根本的文献《道果金刚句偈》（Lam'brasbudangbcaspa'irtsabardorje'itshigrkang）或者《道果教诫和要门》（Lam'brasbudangbsngagdangmanngagdubcaspa）的释论，其余则多为与“道果法”
修习相关的各种修法和仪轨。
其中很多是萨思迦派历辈祖师，特别是三世祖葛剌思巴监藏（Gragspargyalmtshan，1147—1216）、四世祖萨思迦班智达（Saskyapand··itaKundga&#yalmtshan，1181—1251）和五世祖八思巴帝师所造释论、修法和仪轨的汉译文。
粗略地说，《大乘要道密集》基本上就是一部“道果法”
的修法和仪轨汇集。
这与萨思迦派上师曾世袭为蒙古皇帝之帝师、很多萨思迦喇嘛曾在蒙古宫廷和京城内外活动的历史事实相符。
萨思迦喇嘛于元朝宫廷中的独尊地位应当与其传授密法而得到蒙古大汗推崇有关。
八思巴贵为帝师，藏文史书中一再提到他曾三次为元世祖忽必烈汗和察必皇后授喜金刚灌顶。
可是，在汉文《大藏经》中，我们只见到有三部归于八思巴帝师名下的作品，即《彰所知论》《根本说一切有部出家授近圆羯磨仪范》和《根本说一切有部苾刍习学略法》，它们是分说佛教宇宙观和佛门戒律的寻常经轨，与藏传密法无关。
故只有当《大乘要道密集》和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和北京国家图书馆中的这些汉译藏传佛教文献再度被公之于世，藏传密法于元朝宫廷内外传播的历史真相才真正得以揭露。
这些汉译藏传佛教文献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密教文献，这显然更加符合元朝宫廷内外所传藏传佛教多为密教性质这一历史事实。
而仅从当时曾有《密哩斡巴上师道果卷》十卷传世这一事实，即可窥见萨思迦派之“道果法”
于汉地信众中流行之盛况。
黑水城出土汉、西夏文译藏传密教文献反映出来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藏传佛教噶举派曾于西夏所传藏传密教中占主导地位，这与可以确定曾担任过西夏王室之帝师的西藏喇嘛多为噶举派上师这一历史事实相符合。
[25]在黑水城出土汉文佛教文献中，我们见到了一系列与噶举派最核心的修法《捺啰六法》（Narōch）相关的仪轨，如修习“中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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