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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先生还申斥道：“‘无能的’把事情闹糟，即使能够知耻的以死谢国人，那也逃不了孔子‘自经于沟渎’是‘匹夫匹妇之谅也’的严正批评的。”
总之，他“是文人发展史上一个被时代牺牲了的人物”
（因为男色的风习，在古代中国并不认为是不道德的）。
但我们也不应因此就“剥夺他那《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
二
述完了孙先生的话，我还要讲讲关于他如何提出这问题，和我个人如何对它发生兴趣的一些小故事。
本年九月间，朱佩弦先生从成都给我一封信，内附孙次舟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作《屈原是“文学弄臣”
的发疑（兼答屈原崇拜者）》，是从成都《中央日报》的《中央副刊》剪下的。
信上说，在本年成都的“诗人节”
纪念会上，孙先生提出了这问题，立时当地文艺界为之大哗，接着就向他发动围攻，直到最近，孙先生才开始公开抵抗，那便是这篇文章的来由。
佩弦先生还说到他自己同情孙先生的意思。
后来他回到昆明，我们见着便谈起这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我和他谈到孙先生类似的意见，他只摇摇头（十几年是一个太长的时间，我想）。
这里让我打一个岔。
就在本年暑假中，我接到某官方出版机关一封信，约我写一本《屈原传》一类的小书，我婉词谢绝了，读者此刻可以明白我当时的苦衷吧！
好了，前几天佩弦先生又给我送来孙先生的第二篇文章，在这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的附白中，孙先生转录了李长之兄给他通信里这样一段话：“昔闻一多先生亦有类似之说，以屈原与梅兰芳相比。”
本来我看到孙先生第一篇文章时，并没有打算对这问题参加讨论，虽则心里也会发生过一点疑问：让孙先生这样一个人挨打，道义上是否说过得去呢？如今长之兄既把我的底细揭穿了，而孙先生也那样客气地说道：“闻一多先生大作如写成，定胜拙文远甚”
（这仿佛是硬拖人下水的样子，假如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
这来，我的处境便更尴尬了，我当时想，如果再守口如瓶，岂不成了临阵脱逃吗？于是我便决定动笔了。
然而我虽同情孙先生，却不打算以同盟军的姿态出马，我是想来冒险作个调人的。
老实说，这回的事件并不那样严重，冲突的发生只由于一点误会。
孙先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不幸的是，他没有将这事实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代表的意义，充分地予以说明，这，便是误会之所由发生吧！
我以为，事实诚然有些讨厌，然而不先把意义问个水落石出，便一窠蜂地拥上来要捣毁事实，以图泄愤，这是文艺界朋友们太性急点，至于这时不赶紧宣布意义，让意义去保护事实，却只顾在事实的圈子里招架，也不能不说是孙先生的失策。
其实事实讨厌，意义不一定讨厌。
话说穿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惟不能被剥夺，说不定更要稳固，到那时，我相信我们的文艺界还要欢迎孙先生所指出的事实，岂只不拒绝它？
三
除一部分尚未达到奴隶社会阶段的原始民族外，全人类的历史便是一部奴隶解放史。
在我们的历史上，最下层的离开贵族（奴隶领主）最远的农业奴隶，大概最先被解放。
次之是工商业奴隶。
在古代自足式的社会里，庶民的衣食器用都不必假手于人，所以在民间，工商是不成其为独立职业的。
只养尊处优的贵族们，才需要并且能够豢养一群工商奴隶，给他们制造精巧的器具，采办珍奇的货物。
商处于市井，是在贵族都邑的城圈内的，工处于官府，简直在贵族家里了。
这两种奴隶被解放的时期的先后，便依他们所在地离开贵族的远近而定，但比起农人来，可都晚得多了。
但解放得最晚的，还是帖紧的围绕着主人身边，给主人充厮役，听差遣，供玩弄，和当清客——总而言之，在内廷帮闲的奴隶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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