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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即便是最严重的计算错误，对科学定理最浪漫的颠覆，或者最可笑的年代错置，也不能让我们不安甚至不能引起我们的怀疑，但我们从来不会忘记如何区分善与恶、对与错或者道德与罪恶。
无论白天我们周围的事物在梦中有多少遗漏，康德的绝对律令却一直紧随着我们，哪怕是在睡梦之中……但是这只可以这么解释：人性的基本本质，也就是道德本质，已经相当牢固地扎根于人的思想，以至于不受无常的变化影响，虽然在梦中想象、推理、记忆和其他此类功能都必然受到了影响。”
随着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断深入，双方作者也开始显示出明显的观点转变或松动。
那些主张道德人格在梦中不再起作用的作者，从严格的逻辑上来说应该对不道德的梦毫无兴趣。
他们可能会拒绝任何探讨做梦者应该对自己的梦负责，或者从梦中恶行推导出做梦者的邪恶本质的尝试，正如他们会信心十足地反对从梦的荒谬性可以推导出现实生活中智力活动的无意义一样。
而另一些认为“绝对律令”
会延伸到梦中的人，也应该理智地接受这一观点，即产生不道德的梦的责任也可能不是由他们本质的恶引起的。
为他们着想，但愿他们不要做那些该受斥责的梦，以免动摇他们对自己人格道德的坚定信念。
然而，好像没有人能够自信地说出他到底有多好或者多坏，也没有人能否认他曾做过不道德的梦。
对双方作者来说，尽管他们在梦的道德问题上观点相互对立，但都试图对不道德的梦的来源做出解释。
但是，关于对这种来源，应该从心灵的功能上还是从躯体原因对心灵的不良影响上去寻找，新的分歧又出现了。
于是，事实的逻辑强制性又迫使这两种不同意见的支持者（道德对梦的责任性与非责任性）共同承认梦的不道德性具有特殊的精神来源。
就算那些认为道德观延伸于梦中的作者，也都小心翼翼地不去假设人应该完全为自己的梦负责。
例如，哈夫纳（1887）写道：“我们不对自己的梦负有责任，因为我们在梦中被剥夺了思想和意志，它们是我们生活所拥有的真理与现实性的唯一基础……正因如此，梦的愿望就无所谓是道德的或者邪恶的。”
不过他又接着写道，人应该对他们罪恶的梦负有一定责任，因为他们间接导致了这样的梦产生。
他们有义务对心灵做一番道德的洗涤，不仅是在清醒生活中，而且在睡前尤为必要。
对于人应该对梦的道德内容负责这种观点既有反对又有赞同的情况，希尔德布兰特［1875］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他认为在考虑梦的不道德情况时，必须承认梦的隐含内容以戏剧化的形式出现，承认极其复杂的思想进程凝缩到一段非常短暂的时间，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所进行的方式，他甚至承认，梦的观念成分变得如此混乱甚至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然而他承认，对于人对梦中的罪过和错误的责任可以一笔勾销这件事，他是相当犹豫的。
“当我们急于否认某一不公正的职责，特别是当此事涉及我们的目的、意图时，我们常说：我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去做这件事。”
我们这么说，一方面是觉得梦境是我们能对自己的思想负责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区域，而且在梦中我们的思想与现实自我的联系如此松散，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看作自己的思想；不过，既然我们不得不明确表示对梦中这些思想存在的否认，我们也就同时承认了，除非扩展到梦这一遥远的区域，否则我们的自我辩解就是不全面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尽管是无意识的——说出了事实的真相。”
“不可能想出任何一个梦中的行为，其原始动机没有以某种方式通过白天的心灵（无论是愿望还是欲望或冲动）而完成。”
希尔德布兰特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原始的冲动不是梦创造出来的；梦只是复制并将其扩展，只是把我们内心中的一小片历史材料以夸张的形式细致地表述出来，它只是把耶稣基督使徒的那句话“仇恨他兄弟的人就是凶手”
加以戏剧化。
而在我们醒来之后，尽管意识到了道德的力量，并且对梦中编造的罪恶情节一笑了之，但对产生这些情节的原始材料本身却始终笑不起来。
我们觉得要对自己梦中的错误负责——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是部分责任。
“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在这一几乎无可置疑的场景中理解耶稣的话‘恶念源于心中’，我们就很难怀疑梦中所产生的罪恶至少也带有一丝犯罪感。”
（Hildebrandt，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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