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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关“大喜乐”
修法一节原文云：
空行秘密道大喜乐者，以年十六至二十五之明母，即莲种母、兽形母、螺具母等等具相手印，即金刚瑜伽母，与具缘士夫如兮噜葛者，无二抱合，以有漏享用无漏，令明点降、持、回返、周遍和处中增长。
旋若慈乌，作狮子、大象、孔雀、雌虎、陆龟之势，观三种四喜共十二种喜之义，示具生智自性无别，一切现有法均显现为无漏喜乐。
为密灌手印甘露丸故，当施十六半半四分明点，余四分三［明点］则周遍于诸轮。
若散漫、溺于欲望，或为他力和酒精迷醉，则坏失于义，将再堕恶趣。
是故当于金刚身取其精髓，此生必成正觉无疑。
[83]
用这段话对照我们前文试图解读的《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之修习欲乐定部分则不难看出，所谓“欲乐定”
与《耳传金刚句偈》中所说的“大喜乐”
实际上是一回事。
将“欲乐定”
与“大喜乐”
相提并论，并对其修法作细致的解读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揭开元代宫廷所传“秘密大喜乐禅定”
之真相。
二、《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或许并不是一部同名的藏文文本的直接翻译，而是作者根据当时流行的许多种汉译萨思迦派噶举派所传“道果法”
文献选集、编著而成的一部新的仪轨集。
首先，《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题下仅标明为“祐国宝塔弘觉国师沙门慧信录”
，而没有像其他大部分文本一样标明传（述）、集、译者的名字，故很可能这位录者慧信实际上就是这个文本的作者，是他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相关的文本集中、编排成为一个修习欲乐定和拙火定的要门。
其次，录（作）者于文中所引述的种种经续、要门等，如所引《能照无明要门》中的那个段落，与现见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同名文本中的文字基本一致，看起来是直接引用了这个汉文本，而不像是根据藏文原本作的另一种翻译。
还有，《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中除了引述《能照无明要门》外，还引述了《令明体性要门》和《伏妄要门》等另外两个要门，它们和《能照无明要门》一样或是当时以汉文传世的两个瑜伽修习要门，故它们也像是被《玄义卷》的作者直接引述，而不是根据原本翻译的。
三、从《依吉祥上乐轮方便智慧双运道玄义卷》这个文本的内容来分析，我们不但可以进一步确认元代蒙古人信仰藏传密教，特别是尊崇萨思迦派噶举派上师，确实有其很深的西夏背景。
[84]《玄义卷》中重点指导的欲乐定显然与元朝宫廷内所传的所谓“秘密大喜乐禅定”
是同一性质的修法。
而且，我们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西夏时代藏传佛教的流行程度和西夏佛教徒对藏传密教之理解和实践的程度当远远超出我们以往的想象。
《玄义卷》中所包括的“欲乐定”
“拙火定”
等修法要门，与同样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可以确定是明代翻译的《道果延晖集》中相关内容比较，二者不但在教法传承上属同一体系，而且在修习次第上也难分伯仲。
而《玄义卷》中有关密法修习之合理性的讨论既反映了藏传密教于西夏传播时所遭遇的抵抗，对研究西夏时代藏传佛教传播史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反映了这个文本的作者对佛教显密二宗于理论和实修两方面的异同有了极其明确和深刻的把握，这样的讨论对于研究密乘佛教的定义、修法及其宗教和哲学意义显然具有十分特殊和难得的意义。
[1]此篇也有同时代西夏文译本，见西田龙雄《西夏译佛典目录》No.76，《道果语录金刚句之解具记》，《西夏文华严经》Ⅲ，24页。
[2]关于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中有关大手印法的初步研究参见KirillSolonin，“MahāmudrāTextsiBuddhismarihought’”
；孙伯君、聂鸿音：《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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